忘了大數據吧，小數據正在引領學習個性化
編者按：現在幾乎所有人言必稱大數據。但是大數據僅僅反映出某種宏觀的趨勢，未必適用於個體。The Hechinger Report從一種創新教學方式對小數據的利用來説明，數據不一定要大才有意義，這裏面講述的未來教育實踐，也許更能反映出教育的真諦。
鳳凰城外Dysart學區的創新學院看起來更像是一家技術初創企業的總部而不是教室。在教室的一頭，學生佩戴上了特殊的有色眼鏡，在虛擬現實學習站研究起了電路。而在明亮通透的另一頭，另一小羣學生則在進行着真實的電路組裝實驗，真實到當線路被連接起來時會劈啪作響、電光四射。
在所有這些活動的中間，7年級的Jacob Higuera一個人坐在他的筆記本前面，專心致志地敲打着一份社會研究作業。這僅僅是他在亞利桑那Surprise上學的第5天，但他已經對這種非傳統的教室佈置習以為常。他很享受能夠自己制定日程安排，並且可以有按照自己節奏學習功課的自由。不過作為創新學院試點計劃的90位6到8年級參與者中的一員，Higuera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擔心：
引用在我原來的學校，我能拿到全優是因為有人告訴我什麼時候該幹什麼。可現在我覺得第1個季度我可能拿不到好成績了。
雖然Higuera可能覺得自己在孤軍奮戰，但實際上他每天的進展情況都在4位教師密切監控之中，她們是該試點計劃的管理者，經驗非常豐富。學生們在學校的大部分時間學習的都是自定進程的計算機化課程，這些課程會生成有關其進度的數據。教師會密切關注這些數據，然後用來制定讓素材形象生動的小組活動——比如虛擬現實學習站的那些作業——或者找出沒法自行掌握課程的學生，對他們進行額外輔導。
引用我們需要看什麼樣的數據能幫助教師與學生進行一對一的互動
實際上，似乎所有眼睛都盯在Higuera和他的同學身上，因為在Dysart學區負責人 Gail Pletnick看來，他們引領的是“未來教育”——由學生自己控制學什麼、什麼時候學以及怎麼學的個性化學習環境，教師起到的是指導作用。
Pletnick希望，有朝一日本學區的23所學校全部都建成創新學院的樣子。不過現在大部分還都不是。許多教師還是按照傳統的佈置方式，老師站在教室前面，學生坐得橫平豎直，用紙和筆完成作業。不過本學區哪怕是技術配置最低的教室也有一點是跟創新學院一樣的。每一位教室都被鼓勵去利用“小數據”——每天或實時收集的每一位學生學業進展情況的信息——來實現個性化學習。
Bob Wise是倡導高等教育改革的非盈利機構卓越教育聯盟的主席，他説小數據以及教師對它的使用方式，是讓學習儘可能個性化的關鍵。教室技術使得收集學生信息前所未有的容易。現在，教師必須找到分析這一數據的最好方式，然後加以有效利用。
Wise説：“我們需要看看什麼樣的數據可以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一對一的交互。”
大數據，小數據
小數據的概念並不新鮮——至少在商業世界是這樣的。早在2013年時，諮詢機構Shift Thinking的CEO Mark Bonchek就在《哈佛商業評論》上寫過一篇文章，裏面他把小數據定義為“我們對自己的了解。”在我們自己的習慣和行為方面，小數據可以給予有意義的反饋。不要把它跟大數據混淆了，Bonchek把後者稱為是“組織對人的了解。”
比方説，大數據分析讓網上書店可以根據學生上一次購買和下載的東西做出接下來他有可能讀什麼書的推薦。這一推薦的基礎是從數百萬其他消費者收集到的數據，然後被用來識別出趨勢（喜歡歷史書的讀者也有可能對歷史小説感興趣。）
但小數據分析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閲讀習慣方面的東西：他是不是在早上讀得多一點？他重點標註了哪個詞要查字典？同一章他重複讀了幾次？有了這些小數據之後，教師就可以精確找出學生的優缺點，然後制訂個性化的學習計劃來滿足需求。從大部分高科技教室到最傳統的教室，這就是Dysart學區希望為每一位學生做的事情。
引用如果教師和學生沒法在個人層面建立聯繫的話，所有這些數據都沒有用。
Dysart是亞利桑那州表現最出色的學區之一，自2000年以來規模已經翻了3番多，目前的覆蓋的學生已經超過了25000人。Pletnick 2004年加入學區的時候，她必須想辦法管理不斷飆升的學生數量，以及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而且那時候學區的邊界還在不斷變化，所以學區每年還得想辦法跟蹤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的學生。
Dysart的行政官員視察了若干所學校，想看看他們是如何收集和管理學生數據的，但他們最終決定建設自己的系統，該系統名字叫做iPAL（由I Plan，I Assess，I Learn，我計劃，我評估，我學習三部分組成），用來跟蹤州統考成績以及幫助教師和行政當局找到學生的不足之處並解決問題。
負責課程、教學與評估的主任Teresa Heatherly説：“我們看到了一些喜歡東西，但是都比較零散，沒有一個符合Dysart的情況。”iPAL的數據倉庫部分很明確，此外iPAL還包括了長期課程規劃以及教師培訓方面的資源。但是iPAL捕捉不到教師創建日常課程所需要的小數據。對此，教師們一起努力想出了最適合年級水平和學科領域的數據收集和分析的辦法。
Dysart創新學院的老師收集這些小數據要比大部分人都更容易一些。所有的作業都是在線的，所以教師調取學生檔案並檢查測試成績是否良好並不難。然後他們利用不需要備課和準備試卷節省出來的時間來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指導等活動，讓學生用其他辦法去研究材料。但是本學區其他沒有這套系統的教師又該怎麼辦呢？他們也想出了創意手段來對學生進行相同程度的個性化指導。
比方説，Marley Park小學的教師利用了一套名為“All Time Best”的學生數據收集系統，用來跟蹤學生在滿足數學和英語州立學習標準方面的進展。這套系統的技術要求不高，只要學生答對問題舉手報告分數然後把結果記到自己筆記本上面就行。
讓學習個性化
據學校的四年級老師Amber Baig説，這套系統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強調的不是收集大量數據。相反，其目標是收集每一位學生在掌握特殊技能進展情況方面的少量有意義的數據。上她的數學課學生每天只用回答5個“All Time Best”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跟他們可能在州統考上看到的題目是類似的。教師然後彙總這一數據，把學生分為規模小一點的小組，分別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練習。比方説，針對進度落後的學生，老師會重新給他們上課。
Baig説：“我們確保孩子明白這一點，知道為什麼他們會在這裏，以便能夠通過測試。”這些數據不僅能夠幫助教師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指導，也能幫助4年級學生了解自己需要做什麼事情來改進。
Miranda Virgil是Canyon Ridge School的七年級數學老師，她教自己的學生利用Google電子表格來記錄自己在滿足州標準方面的進展情況。在她的指導下，學生們記錄了自己的考試成績，並且找到自己的錯誤模式。
總體來看，它幫助了孩子們學會對自己的學習負責，這個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有益於他們的學習，而且還可以令他們受益終身。
Virgil説：“在具體方面，數據跟蹤更多是為了學生——數據指出了學生的優劣勢，以及什麼地方需要努力。”儘管她利用這一反饋來制訂出更好的課程，她也注意到讓學生參與這一過程能夠教會他們如何對自己的教育問題作出選擇。
她説：“總體來看，它幫助了孩子們學會對自己的學習負責，這個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有益於他們的學習，而且還可以令他們受益終身。教他們學會如何組織和計劃是非常有好處的技能。”
不過正如Virgil指出那樣，這是另一個他們必須學會的技能。對增加責任或者擁有控制在學校學習時間自由，學生們並不是總是感到興奮。
今年在她的教室增加了沙發之後，Valley Vista 高中10年級的歷史課老師Angela Ekstrom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她以為自己的學生會感到興奮。但結果表明，學生們相當留戀教室後頭硬邦邦又窄小的傳統書桌。
她説：“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年齡的問題，還是説他們這些年來被教育的原因。”增加沙發進來原本是想讓學生自由選擇坐在什麼地方，並且在上課期間可以四處走動一下。但是直到第二週才有人敢去試坐一下。
Ekstrom意識到在嘗試新東西方面學生更願意獲得信心——無論是一種新的做法，還是新的學習方式，她總在必要的時候給予他們信心。在學年開始的時候，她的學生要自己製作課本，裏面包括了內容目錄，目標跟蹤，並且留有空白來記筆記和反饋。Ekstrom用這種課本來教學生不同的記筆記和學習方法，過一段時間之後，再讓學生自己選擇最適合的方法。
但這個課本製作過程最後卻變成了藝術創作項目，學生們用家人朋友或者所喜愛球隊的照片等任何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來裝點課本，其實這個項目還有一個根更深層次的目的：Ekstrom以此來向她的學生説明，她把每一個人都視為獨立的個體，有着不同的目標和優勢。像Ekstrom和她的同事一樣的教育工作者已經知道，如果學生和老師不在個人層面有機會建立聯繫的話，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數據都是沒有用處的。
資料來源：36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