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自由鬥士 Aaron Swartz 生命最後的日子
照片來源： ragesoss
技術天才，社會活動家，網路開放的擁護者，一心想要改變世界的少年 Aaron Swartz。在 26 歲的他已經擁有許多了不起的成就，而且可能還會做出更多貢獻，但是一場無情的訴訟徹底改變他的命運。2013 年 1 月 11 日，Aaron Swartz 在公寓上吊自殺，震驚了整個網路，引起了人們的疑惑、憤怒和悲傷。在這場悲劇中，最為傷心的是他的家人和親友。如今五個月過去，Aaron Swartz 的女友 Taren Stinebrickner-Kauffman 首次接受衛報採訪，透露 Aaron Swartz 生命最後階段的情況。
「我從未見過像他一樣一心想要改變世界的人」，Stinebrickner-Kauffman 說。
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然勤奮地閱讀。在臨終前的三個月裡，他讀了 24 本書。他想要了解世界的規則，以及如何使它變得更好。他對字體著迷。Helvetica 是他最喜愛的字體，他會根據菜單上的字體來選擇飯店。他的女朋友回憶說，某個早晨她被 Aaron 叫醒，因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她對貝氏統計的看法。
「我們之間的最大爭吵是關於意識的本質」，她笑著說，「這經常發生在電梯上。我們在討論意識問題時，向著對方大叫，而電梯裡的其他人是為了去遛狗」。
在他們開始約會的一個月後，訴訟案的陰影籠罩了他們的生活。那是 2011 年 7 月，由於從 JSTOR 資料庫非法下載文件，Swartz 被檢方正式起訴。Aaron Swartz 並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得到如此嚴肅的追查。美國聯邦檢察官 Carmen Ortiz 和馬薩諸塞州助手律師 Stephen Heymann 對此事的重視引起了人們的驚訝。盡管 Swartz 的行為並沒有受害者，也未獲得金錢上的利益，盡管 JSTOR 在文件被歸還後已經不願追訴此事，Carmen Ortiz 仍然表示要嚴懲 Swartz。在一份新聞稿中，Ortiz 說，「偷竊就是偷竊，無論你是用電腦指令，還是撬棍」。
檢方已經決定要將此事作為一個典型，他們拒絕在刑期上妥協。2013 年 1 月，在刑事審判開始的 3 個月前，Ortiz 正式拒絕了免除 Aaron Swartz 牢獄之災的交易。兩天後，Aaron Swartz 在布魯克林的公寓中自殺身亡，沒有留下遺言。第一個發現的是 Stinebrickner-Kauffman。她下班回到家後發現 Aaron Swartz 已經身亡，身上穿著的衣服正是她上出門上班前看到的那一套——一件 V 型領的黑色 T 恤，棕色條紋褲。當她打電話到急救中心時，喊叫是如此大聲，以至於他們沒有聽清她所說的地址。
在 Aaron Swartz 的葬禮上，她控訴「不正常的法律制度」。她和一些記者交談。然後，她離職去澳洲待了兩個月。在那段時間裡，她不想與外界交流。如今，在多日的思考之後，她覺得自己已經可以理解 Swartz 的死因。
「我讀過許多關於壓抑的東西，那看起來並不像是 Aaron，」她說，「他並不缺少快樂，他並不缺乏感情…… 我認為他有很多痛苦，許多跟那件案子有關。我覺得，如果不是這件案子，他不會自殺。」
「我所遺憾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應該留意一些事情…… 回顧當時，我應能看見一些線索，但我不知道要那樣做。我覺得他做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但是我能夠理解它是如何發生的，那個決定最大問題是它是永久性的。其它的愚蠢決定，你通常能夠從中恢復過來。人們總會犯錯。」
她停下來，開始哭泣。她的頭低垂，肩膀顫抖。「這傷害了我，」她最後說，聲音平靜，「但我不認為他是有意的。」
Aaron Swartz 的死引起了人們無盡的悲痛。他個人的悲劇，也是網路悲劇的一部分。曾是 Aaron Swartz 女友的 Quinn Norton 曾這樣解釋他的死亡：在 2011 年的時候，人們認為網路能夠改變一切，然後一切都毀掉了。「2012 年是如此的一年，綜觀全球，審查和監控在增強；然後 Aaron 自殺了。Aaron 是網路男孩，這象征著這台機器壓碎了我們的希望。」
Swartz 的朋友 Ben Wikler 說，Swartz 能夠打動許多人，是因為他有著非常強烈的同情心。在 2009 年的時候，他曾經在民主黨人 Alan Grayson 的辦公室實習，因為他想要了解政府運作的方式，並想去改進它。在此期間，他還參與了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政策顧問 、記者 Matt Stoller 說，「什麼樣的科技網站創始人會選擇坐在國會辦公室裡，認真了解工作流程？沒有人。這種事情不會發生……他本質上是一個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技術專家，他認為，如果你努力工作，以開放和好奇心來處理問題，你能夠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Wilker 說，Swartz 真正看重其它人的事情，「當他聽到不公平的事情發生在某個人身上，他會感到非常難過，他會深切的感到有一種責任」。
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去改變世界。某一次，Wikler 和 Swartz 討論到個人的倫理責任。他們談到了 Thomas Keneally 的書《辛德勒的方舟》。因為沒有賣掉汽車去拯救更多的人，辛德勒內心深受折磨。隨後，Swartz 寫信給 Wikler 說，他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追求社會正義，「辛德勒應該賣掉汽車：他可能拯救生命，並為此感到幸福」。
Swartz 的父親 Robert 是一個計算機咨詢師。對於 Swartz 被起訴一事，他平靜中隱含著憤怒，「我覺得，他們將其視為一個典型，可以展示他們在網絡犯罪上的強硬態度……他們懷著報復之心，殘忍，他們毀掉了 Aaron。」
Swartz 對調查之事非常沉默。他從未解釋自己下載文件的動機。在他被捕後不久，他同意將文件檔案歸還給 JSTOR，但是 MIT 繼續與檢方合作，這被許多人視為一種深刻的背叛。
「我覺得，MIT 已經成為一個官僚機構，從根本上對技術創新抱持敵對態度，」Stinebrickner-Kauffman 說，「他們正在為組織的靈魂而鬥爭，Aaron 成了其中的犧牲品。」
在訴訟案剛開始的時候，Stinebrickner-Kauffman 並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程度。當她逐漸了解到當局有意追究時，他們開始討論 Aaron Swartz 入獄的可能性。
她說，自己的母親是研究犯罪司法的，監獄的概念對她來說並不陌生，「我很認真地努力過，把監獄的想法正常化…… 因此我會說，『你能寫本一直想要完成的書。』」
但是 Aron Swartz 對這種前景感到不安。他曾想要從事政治，擔心這在往後會有負面的影響。他也不確定自己能夠應付，因為他的身體並不強壯。他從未喜歡由規則統治的機構。對於他來說，監獄肯定是一個恐怖的前景。「但是在這一切之上，他真的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另一件讓 Aron Swartz 感到痛苦的事情是，他需要因為官司一事去借錢。他不想成為別人眼中的討厭鬼。在公寓裡，Stinebrickner-Kauffman 試圖從精神上鼓勵他，想出一些可以忍受的方案。
「我會說，『這樣吧，你可以這樣籌錢，躺在床上，把百葉窗拉下，打個電話？我會在電話旁…… 』我們談了好多，如何使這件事情更易接受。」
雖然面臨許多壓力，Swartz 似乎不是特別壓抑。他們曾去佛蒙特州度假滑雪。Aaron Swartz 甚至考慮過結婚的問題。2012 年 12 月的時候，在某次談話中，他突然問女友，「或許我們應該結婚？」 這讓 Stinebrickner-Kauffman 非常驚訝，因為他從未熱衷於婚姻。Aaron Swartz 說他想要一個小型婚禮，而女友想要辦場大型派對。Aaron Swartz 擔心她會邀請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我說，『我們應該在審判結束後談論這個問題，』」她回憶道，「這使得談話中斷了。」
在 Aaron Swartz 自殺的前一夜，他似乎興致很高，和女友去了當地的餐廳，一起共享了漢堡和果醬三明治。Stinebrickner-Kauffman 覺得，她應該看到一些跡象，為此她的內心很折磨。「這樣說吧，我覺得他可能刻意對瞞著我一些事。」
他的朋友說，Aaron Swartz 並不是心存幻想的人，他意識到世界上的不公平，並想要解決他們。這有時候會把他帶到「黑暗之地」或者「消極的心理狀態」。他曾寫過一篇與自殺相關的文章。在他最愛的書籍中，有一本是 David Foster 的 Infinite Jest。David Foster 在 2008 年上吊身亡。Swartz 和他的朋友 Resnick 曾討論過自殺的問題。他們的結論是，這會使人們無法再去做善事。但是，在 2013 年 1 月 11 日，Aaron Swartz 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他去世的 5 天之後，美國聯邦律師 Carmen Ortiz 發表了一份聲明，對此事表達了同情，但是她對檢方的行為進行了辯護。她說，由於 Swartz 的行為並非因為金錢上的動機，他們曾考慮過一個適當的刑期，「在戒護層級較低的監獄待上六個月」。自此以後，Swartz 的家長再未和他們有過任何交流。
「Aaron Swartz 不是為紅線與嚴格規矩的世界而生，」Wikler 說，「他進出各種機構。他不適合被放到盒子裡。這沒有問題，因為他從未想要傷害任何人。他就像是個僧侶。這場官司，當局從頭到尾沒有展示出任何心軟的跡象，也從未承認過有可能是錯誤的，即使在他死亡後依舊如此。這樣一個系統肯定有某些地方出錯了，那些有權力的人竟能夠如此對待 Aaron 這樣的人。」
Stinebrickner-Kauffman 說，到最後，Aaron Swartz 的自殺是不可能找出合理解釋的。「他就……」她說不出話，尋找合適的詞彙，「這太難了。」這句話漂浮在空中，就像是唯一能夠說出的話語。
資料來源：inside.com.tw
技術天才，社會活動家，網路開放的擁護者，一心想要改變世界的少年 Aaron Swartz。在 26 歲的他已經擁有許多了不起的成就，而且可能還會做出更多貢獻，但是一場無情的訴訟徹底改變他的命運。2013 年 1 月 11 日，Aaron Swartz 在公寓上吊自殺，震驚了整個網路，引起了人們的疑惑、憤怒和悲傷。在這場悲劇中，最為傷心的是他的家人和親友。如今五個月過去，Aaron Swartz 的女友 Taren Stinebrickner-Kauffman 首次接受衛報採訪，透露 Aaron Swartz 生命最後階段的情況。
「我從未見過像他一樣一心想要改變世界的人」，Stinebrickner-Kauffman 說。
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然勤奮地閱讀。在臨終前的三個月裡，他讀了 24 本書。他想要了解世界的規則，以及如何使它變得更好。他對字體著迷。Helvetica 是他最喜愛的字體，他會根據菜單上的字體來選擇飯店。他的女朋友回憶說，某個早晨她被 Aaron 叫醒，因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她對貝氏統計的看法。
「我們之間的最大爭吵是關於意識的本質」，她笑著說，「這經常發生在電梯上。我們在討論意識問題時，向著對方大叫，而電梯裡的其他人是為了去遛狗」。
在他們開始約會的一個月後，訴訟案的陰影籠罩了他們的生活。那是 2011 年 7 月，由於從 JSTOR 資料庫非法下載文件，Swartz 被檢方正式起訴。Aaron Swartz 並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得到如此嚴肅的追查。美國聯邦檢察官 Carmen Ortiz 和馬薩諸塞州助手律師 Stephen Heymann 對此事的重視引起了人們的驚訝。盡管 Swartz 的行為並沒有受害者，也未獲得金錢上的利益，盡管 JSTOR 在文件被歸還後已經不願追訴此事，Carmen Ortiz 仍然表示要嚴懲 Swartz。在一份新聞稿中，Ortiz 說，「偷竊就是偷竊，無論你是用電腦指令，還是撬棍」。
檢方已經決定要將此事作為一個典型，他們拒絕在刑期上妥協。2013 年 1 月，在刑事審判開始的 3 個月前，Ortiz 正式拒絕了免除 Aaron Swartz 牢獄之災的交易。兩天後，Aaron Swartz 在布魯克林的公寓中自殺身亡，沒有留下遺言。第一個發現的是 Stinebrickner-Kauffman。她下班回到家後發現 Aaron Swartz 已經身亡，身上穿著的衣服正是她上出門上班前看到的那一套——一件 V 型領的黑色 T 恤，棕色條紋褲。當她打電話到急救中心時，喊叫是如此大聲，以至於他們沒有聽清她所說的地址。
在 Aaron Swartz 的葬禮上，她控訴「不正常的法律制度」。她和一些記者交談。然後，她離職去澳洲待了兩個月。在那段時間裡，她不想與外界交流。如今，在多日的思考之後，她覺得自己已經可以理解 Swartz 的死因。
「我讀過許多關於壓抑的東西，那看起來並不像是 Aaron，」她說，「他並不缺少快樂，他並不缺乏感情…… 我認為他有很多痛苦，許多跟那件案子有關。我覺得，如果不是這件案子，他不會自殺。」
「我所遺憾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應該留意一些事情…… 回顧當時，我應能看見一些線索，但我不知道要那樣做。我覺得他做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但是我能夠理解它是如何發生的，那個決定最大問題是它是永久性的。其它的愚蠢決定，你通常能夠從中恢復過來。人們總會犯錯。」
她停下來，開始哭泣。她的頭低垂，肩膀顫抖。「這傷害了我，」她最後說，聲音平靜，「但我不認為他是有意的。」
Aaron Swartz 的死引起了人們無盡的悲痛。他個人的悲劇，也是網路悲劇的一部分。曾是 Aaron Swartz 女友的 Quinn Norton 曾這樣解釋他的死亡：在 2011 年的時候，人們認為網路能夠改變一切，然後一切都毀掉了。「2012 年是如此的一年，綜觀全球，審查和監控在增強；然後 Aaron 自殺了。Aaron 是網路男孩，這象征著這台機器壓碎了我們的希望。」
Swartz 的朋友 Ben Wikler 說，Swartz 能夠打動許多人，是因為他有著非常強烈的同情心。在 2009 年的時候，他曾經在民主黨人 Alan Grayson 的辦公室實習，因為他想要了解政府運作的方式，並想去改進它。在此期間，他還參與了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政策顧問 、記者 Matt Stoller 說，「什麼樣的科技網站創始人會選擇坐在國會辦公室裡，認真了解工作流程？沒有人。這種事情不會發生……他本質上是一個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技術專家，他認為，如果你努力工作，以開放和好奇心來處理問題，你能夠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Wilker 說，Swartz 真正看重其它人的事情，「當他聽到不公平的事情發生在某個人身上，他會感到非常難過，他會深切的感到有一種責任」。
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去改變世界。某一次，Wikler 和 Swartz 討論到個人的倫理責任。他們談到了 Thomas Keneally 的書《辛德勒的方舟》。因為沒有賣掉汽車去拯救更多的人，辛德勒內心深受折磨。隨後，Swartz 寫信給 Wikler 說，他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追求社會正義，「辛德勒應該賣掉汽車：他可能拯救生命，並為此感到幸福」。
Swartz 的父親 Robert 是一個計算機咨詢師。對於 Swartz 被起訴一事，他平靜中隱含著憤怒，「我覺得，他們將其視為一個典型，可以展示他們在網絡犯罪上的強硬態度……他們懷著報復之心，殘忍，他們毀掉了 Aaron。」
Swartz 對調查之事非常沉默。他從未解釋自己下載文件的動機。在他被捕後不久，他同意將文件檔案歸還給 JSTOR，但是 MIT 繼續與檢方合作，這被許多人視為一種深刻的背叛。
「我覺得，MIT 已經成為一個官僚機構，從根本上對技術創新抱持敵對態度，」Stinebrickner-Kauffman 說，「他們正在為組織的靈魂而鬥爭，Aaron 成了其中的犧牲品。」
在訴訟案剛開始的時候，Stinebrickner-Kauffman 並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程度。當她逐漸了解到當局有意追究時，他們開始討論 Aaron Swartz 入獄的可能性。
她說，自己的母親是研究犯罪司法的，監獄的概念對她來說並不陌生，「我很認真地努力過，把監獄的想法正常化…… 因此我會說，『你能寫本一直想要完成的書。』」
但是 Aron Swartz 對這種前景感到不安。他曾想要從事政治，擔心這在往後會有負面的影響。他也不確定自己能夠應付，因為他的身體並不強壯。他從未喜歡由規則統治的機構。對於他來說，監獄肯定是一個恐怖的前景。「但是在這一切之上，他真的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另一件讓 Aron Swartz 感到痛苦的事情是，他需要因為官司一事去借錢。他不想成為別人眼中的討厭鬼。在公寓裡，Stinebrickner-Kauffman 試圖從精神上鼓勵他，想出一些可以忍受的方案。
「我會說，『這樣吧，你可以這樣籌錢，躺在床上，把百葉窗拉下，打個電話？我會在電話旁…… 』我們談了好多，如何使這件事情更易接受。」
雖然面臨許多壓力，Swartz 似乎不是特別壓抑。他們曾去佛蒙特州度假滑雪。Aaron Swartz 甚至考慮過結婚的問題。2012 年 12 月的時候，在某次談話中，他突然問女友，「或許我們應該結婚？」 這讓 Stinebrickner-Kauffman 非常驚訝，因為他從未熱衷於婚姻。Aaron Swartz 說他想要一個小型婚禮，而女友想要辦場大型派對。Aaron Swartz 擔心她會邀請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我說，『我們應該在審判結束後談論這個問題，』」她回憶道，「這使得談話中斷了。」
在 Aaron Swartz 自殺的前一夜，他似乎興致很高，和女友去了當地的餐廳，一起共享了漢堡和果醬三明治。Stinebrickner-Kauffman 覺得，她應該看到一些跡象，為此她的內心很折磨。「這樣說吧，我覺得他可能刻意對瞞著我一些事。」
他的朋友說，Aaron Swartz 並不是心存幻想的人，他意識到世界上的不公平，並想要解決他們。這有時候會把他帶到「黑暗之地」或者「消極的心理狀態」。他曾寫過一篇與自殺相關的文章。在他最愛的書籍中，有一本是 David Foster 的 Infinite Jest。David Foster 在 2008 年上吊身亡。Swartz 和他的朋友 Resnick 曾討論過自殺的問題。他們的結論是，這會使人們無法再去做善事。但是，在 2013 年 1 月 11 日，Aaron Swartz 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他去世的 5 天之後，美國聯邦律師 Carmen Ortiz 發表了一份聲明，對此事表達了同情，但是她對檢方的行為進行了辯護。她說，由於 Swartz 的行為並非因為金錢上的動機，他們曾考慮過一個適當的刑期，「在戒護層級較低的監獄待上六個月」。自此以後，Swartz 的家長再未和他們有過任何交流。
「Aaron Swartz 不是為紅線與嚴格規矩的世界而生，」Wikler 說，「他進出各種機構。他不適合被放到盒子裡。這沒有問題，因為他從未想要傷害任何人。他就像是個僧侶。這場官司，當局從頭到尾沒有展示出任何心軟的跡象，也從未承認過有可能是錯誤的，即使在他死亡後依舊如此。這樣一個系統肯定有某些地方出錯了，那些有權力的人竟能夠如此對待 Aaron 這樣的人。」
Stinebrickner-Kauffman 說，到最後，Aaron Swartz 的自殺是不可能找出合理解釋的。「他就……」她說不出話，尋找合適的詞彙，「這太難了。」這句話漂浮在空中，就像是唯一能夠說出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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