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 Givenchy 首位女設計師,為何 Clare Waight Keller 雷聲大、雨點小,短短三年就被換掉?

下海容易,上岸難,特別是對於聲名大噪數十載的經典大牌,而為什麼說 Givenchy 紀梵希大名鼎鼎呢?

不管是被人津津樂道的創辦人 — Hubert de Givenchy 的貴族身分,還是和 Audrey Hepburn(中譯 柯德莉夏萍 / 奧黛麗赫本)常年累月盤踞著各種時尚營銷熱門榜的愛情故事,抑或和 Christóbal Balenciaga、Pierre Balmain、Christian Dior、Yves Saint Laurent、Karl Lagerfeld 等這些時尚界原始天尊的齊名關係,注定讓 Givenchy 這個品牌成為傳奇,更不用說 John Galliano、鬼才(兼偶像)Alexander McQueen、暗黑小子 Riccardo Tisci 都曾主掌過這個品牌,來到 2020 年,Givenchy 也終於迎來了品牌第一任美國設計師 Matthew Williams。

回歸 Givenchy 的 2020 秋冬大秀,也就是今年剛被換下的前任設計師 Clare Waight Keller 留下的最後一抹光彩。作為品牌首任女性設計師,她的能力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然而僅僅執掌三年便被 LVMH 集團替換掉,為什麼呢?


1970 年出生於英國的伯明罕,畢業於頂級時裝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不難看出她的家境著實不錯,所以在她後續的設計裡不難看出她的資產階級審美,在男裝當中又尤其顯著。畢業後,她先後在 Calvin Klein、Ralph Lauren 和 Tom Ford 手下的 Gucci 工作過;2011 年,她入駐 Chloé 擔任女裝設計總監,期間她將 Chloé 化身為浪漫的、柔美的波希米亞花朵盛宴,而大量的花卉印花、蕾絲、不規則剪裁的裙襬和柔軟的廓型,成為 Keller 標誌性的設計語言,也被帶入了 Givenchy。


據說在當初進入 Givenchy 時,Keller 特地準備了 125 頁的資料,像個學霸一般,詳細準備自己對於品牌的理解與構想,不難看出她急迫於將 Riccardo Tisci 那遍地狗頭、件件聖母的說唱街頭風格,變回原來那個專注於高級時裝的老牌時裝屋。同時,不同於她在 Chloé 營造的天真少女形象,她把飄逸的絲帶裹上邊、把柔軟的紗質變得硬挺,並將自己引以為傲的破碎感裙邊,和流淌在 Givenchy 血液裡的堅硬肩線融合,塑造了「柔美但不柔弱、有存在感但沒有侵虐性的女性」,羽毛和蕾絲不再易碎,從而表達了女性的溫柔如水、沈靜如山。看著 Keller 的設計,你不會認為這是專門給嘰嘰喳喳二十歲少女所準備的,也不會覺得她的服裝意圖突顯女性的第二性徵、從而取悅男性,你會直覺聯想這是給更有閱歷的姊姊們穿戴的。

另外,她手下的高訂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繡花、釘珠、蕾絲以及走也走不動的大裙襬,女性不再是精雕細琢的金絲雀形象,她們是女戰士,是女祭司,是女英雄,她們威風凜凜、英姿颯爽,而 Keller 甚至在高訂中加入了男裝,不但平了女權、還舒了男權,在清一色男性設計師前輩中毫不怯場、遜色。


在最終的秀場中,Keller 通過強而有力的肩線、大體量的印花、高飽和的色彩碰撞,展演氣場強勁的大女人形象。關於肩線,這是分析 Givenchy 特別重要的起點,創始人自己也曾坦白自己都是從模特的肩膀開始作畫。

筆者個人覺得 Matthew Williams 是個中規中矩的「配飾設計師」,我猜 LVMH 也是相中他可以製作出爆款包、爆款配件的能力。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 Keller 這麼優秀,最終還是在三年六季內被掃地出門?

首先,品牌在新設計師上任後的第一場秀是非常重要,基本地展現出未來的設計基礎,也給觀眾和潛在買家留下完美的第一印象,而在 Keller 的第一場秀裡,她帶來的 69 個 Look 中力道非常猛、設計元素特別雜,對比於 Daniel Lee 入主 Bottega Veneta、Pierpaolo Piccioli 登基 Valentino、Kim Jones 盤踞 Dior、甚至後來穩定走歪的 Maria Grazia Chiuri,在第一場秀就以非常經典的 Image 植入人心,相較之下,Keller 的 Givenchy 少了點辨識度,消費者無法迅速聯繫到品牌形象。

再者,Keller 筆下的女性形象大部分來自 1950 年代的好萊塢黃金時代,衣服是很美、很戲劇性,成衣甚至可以媲美高訂,但對於普羅大眾而言並沒有什麼場合可以穿出門,而就算針對有消費能力、有出席場合的消費族群,Keller 太著急把女性主義帶入設計當中,這部分是過於理想化,怎麼說呢?

穿高訂的女性,噢,穿得起高訂的女性,一部分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身家動輒幾千萬元,對於她們來說,女權不女權根本沒所謂,老娘都買高訂了,人生過得比世上 99% 的男人還要精彩,還要妳告訴我什麼叫女權?Fuck off;再另一部分的高訂買家,是從富爸爸或富老公的帳戶裡「移植」而來的,跟這些決定花男人錢的女人來教育女權,是不是摑自己幾巴掌比較快?(我們再來看看 Maria Grazia Chiuri 挺機靈,在 Dior 的成衣線狂印 T-Shirt 高喊女權,在高訂世界裡則是噤若寒蟬。)所以說,Keller 在她最最擅長的高訂線裡呼喊女權,可以想見,注定是場唐吉訶德式的悲劇。


筆者個人是很欣賞她的,我不認為她的離去完全是她自己的問題,終歸,像 Givenchy 這樣收入主要仰賴成衣的品牌,一旦街頭潮流化、下海賺快錢,無異於飲鴆止渴、透支品牌的未來,等日後想再上岸重拾圈內的口碑和地位時,需要消耗更大量的時間、精力、金錢去重新培養受眾的品牌忠誠度,但這種營運模式肯定不會被 LVMH 這樣喜歡賺快錢的集團接受,所以無論 Keller 有再高的通天本領,也免不了像 Matthew Williams 這種年輕伙子帶領品牌走入「奢潮路線」的必然結局。

說來說去,不覺得這樣的下場對於 Versace、Valentino 這些義大利品牌有著一定程度的警示意味?

筆者忽然覺得,也許 Keller 在最一開始,就預測到了自己的結局。要嘛,她迎合市場口味,成為一名產品經理,瘋狂設計出爆款,長時間待在品牌裡頭,另外一個就是不管在 Givenchy 裡待了多久,她就是想留下女性設計師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想是後者吧,但總感覺有些悲壯,悲壯得美麗。

本文由 FRESTYLE 授權轉載

資料來源:girlsecre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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