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帝國主義：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入侵形式
虎嗅注：原文來自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作者 Bill Wasik。本文由虎嗅翻譯。
今年三月，泰國文化部發布了一份不同尋常的聲明。當時，泰國流行起了一陣“胸部自拍” (underboob selfie) 風潮，泰國本地和外來的女子紛紛在網上發佈這種自拍照。泰國文化部警告，分享類似照片的行為觸犯了該國 2007 年生效的《計算機犯罪法案》(Computer Crime Act of 2007)，違法者可能面臨五年監獄徒刑的懲罰。泰國文化部一位發言人向媒體表示，考慮到當事人的臉部並沒有出現在自拍照當中，對違法者採取措施會有一定難度。但是這位發言人同樣在擔憂，這種赤裸裸展示肉體的行為，可能會慫恿其他人做出類似沒有教養的事情。“我們只能告戒人們不要去跟風，”他説，“這些是不文明的做法。”
一些海外觀察人士將其看作是泰國軍政府又一次保守的舉措，但實際上泰國軍方在國內審查裸體圖片傳播已經很久了。在泰國文化中，公開展示與性有關的內容會讓人感到不適，這一點也和泰國軍方的做法相一致。儘管泰國對嫖娼持放任自流的態度，但至少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泰國主流的色情出版物還是要比西方世界保守得多。製造、傳播和持有被普遍認為是色情出版物的行為，均被該國視為違反法律。2011 年，一次春季節日期間三名少女在裸露胸部的情況下舞蹈，現場拍攝的視頻引起了一次全國性醜聞，警方——當時執政的還是民選政府——開始了搜查犯人的工作。(三名年齡從 13 至 16 歲不等的女孩，最終向當局自首，每人被罰款 16 美元。)
二十世紀，泰國政府擊退了來自外部的不良价值觀，罪魁禍首就是有時被稱作“文化帝國主義” (cultural imperialism) 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產品，比如搖滾樂和好萊塢電影無疑被看作是此類，這些作品所暗含的不僅是一種放蕩的思想，還有一種危險的個人主義、一種對權威的憎恨以及一種對消費主義和財富的熱衷。泰國對海外電影的禁令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5 年，當時有一部叫做《印度之獅》(The Lion of India) 的印度德國合拍片，因為內容有對佛陀生活的描寫而遭禁。現在該國仍舊禁止銀幕上出現敏感內容 (比如 2008 年的電影《情色自拍》) 還有類似電影《國王與我》這樣涉嫌泰國皇室的內容，該片是 1999 年朱迪•福斯特 (Jodie Foster) 主演的中國影片《安娜與國王》的好萊塢版本。泰國文化部都不會讓這些影片上映。
但是“胸部自拍”卻代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入侵形式。或許可以稱之為數字帝國主義，也就是價值觀的傳播並非通過藝術作品的承載，而是通過一種當地人能夠自發使用的工具進行。正如泰國所發生的“胸部自拍”，智能手機——作為一種商業的、實用的工具，已經不可或缺——同樣是價值觀的載體；因為它並不是一種在文化上保持中立 (culturally neutral) 的電子設備。比如，就隱私問題來説，更多分享、更少掩飾的動力起始於每個人口袋中開始存在的攝像頭，當拍照分享的衝動到來時，馬上就可以派上用場。我們所使用的 app 經過獨特設計，上傳操作無縫流暢，發佈內容默認對所有人開放，這樣又會繼續保持這種發展趨勢，在一個自我表達 (self-revelation) 現象逐漸增加的循環當中，更少隱私的選項變得對我們更有吸引力。從這個例子來看，這都要歸功於互聯網能夠為我們找到擁有同樣衝動的這樣一羣人——在上文所述的自拍例子當中，她們的衝動是拍攝敏感部位——我們在這種羣體流行的做法之中能夠有安全感，即便分享的人位於一百英里或是一千英里之外。美國人可能會表示讚許，認為是一種解放，或者因其並無傷害而輕鬆一笑，但是我們不能假裝視這種行為與價值觀沒有關係。
如果數字帝國主義正在全球發生的話——如果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正在承載着某種文化元素漂洋過海的話——到底哪一個國家的價值觀藴含其中，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截至 2014 年，全球前十名互聯網公司 (依用户受眾劃分) 當中，有八家位於美國，但是它們 81％ 的在線訪問者卻在美國之外的地區。(當同年斯諾登事件發生的時候，情況尤其讓這些用户和他們的政府感到困擾。) 智能手機本身，從精緻的外觀到屏幕整齊排列的應用，其模式很大程度上來自蘋果的設計藍圖，雖然設計和製造公司位於韓國或中國。問題不在於技術傳播是否起到了灌輸意識形態的作用，比如像好萊塢到處宣揚美國的世界觀那樣；問題的關鍵在於，世界上除美國外的其他地方會如何反應。
在矽谷，科技傳播價值這種思想已經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正如 Facebook 三年前在 IPO 招股書中所説的那樣，創辦該公司的初衷是“為了完成一次社會使命”，其承諾了一種 Facebook 式的革命：“通過讓每個人獲得分享的權利，我們開始看到人們在不同程度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相信全球未來的領袖們將會出現，他們支持互聯網、併為人民的權利去鬥爭，這種人民的權利就包括分享他們希望分享的內容，以及獲取所有人民希望分享給彼此的內容。” 這種傳教式的宣傳在矽谷到處都是，也解釋了 Facebook 和 Google 在過去兩年裏的一項重要慈善工作聚焦於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這些公司的高管們真摯地相信，從長遠來看，信息技術——當然也包括信息技術所提供的服務——對於讓人類社會變得更好至關重要。
從矽谷的角度來看，“分享的權力”不太像強加於人的美國式價值觀，而更像是一種全人類的普世美好。但即便是我們同意這種觀點——如泰國文化部一樣的，可能並不會——所有這些分享將導致什麼，這是一個更加令人憂慮的疑問。對於個體用户來説，智能手機的一切，從設計上就是要促使他們去分享更多、表達更多、連接更多。但是結果的呈現又被整理成數據，可能被提供給政府和企業——當政府和企業知道能夠輕易獲得，用來分析並轉化成有價值的情報時，會情不自禁地這樣做。對於組織機構來説，一旦他們懂得能夠用這些數據做什麼，一旦情況變得不可避免且有利可圖時，所有的自我約束都會消失。
這樣一種雙刃劍的作用在如今許多的科技創新上都可以見到。為照片自動標籤的面部識別軟件，同樣也在入境口岸識別異議分子。幫助你用法語和網友調情的機器翻譯引擎，也能夠在一個格子間的電腦上監控不同大洲的通訊。用來改進鍛鍊計劃的健身數據，可能很快會導致你的健康保險費用被強制調整。類似的風險在急劇增加，過去幾年裏，矽谷的野心越來越大，已經延伸到了物理世界；正如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所説，“軟件正在吞噬世界”。新一代的科技公司已經入侵到了旅遊 (Airbnb)、交通 (Uber) 和其他領域，帶來了一套技術主導的價值觀。
在十九世紀古老的帝國主義時代，基督教傳教士假借旅遊之名，和出征的殖民軍隊分開。但是在數字帝國主義時代，一切的傳播都以一種炫目科技的形式同時進行：救世軍和帝國，傳教者和判官，聖經和槍。對於矽谷所有要改變世界的高談闊論來説，其所講並非空泛的誇誇其談。過去十年當中，這種説辭吸引了全國如此之多的高校畢業生來到矽谷，二十一世紀的美國，矽谷承諾要實現他們那傲視一切的野心，還有對於社會進步的不懈渴望。不安於現狀的美國人在創造價值的同時，已經在設計能夠傳播價值觀的工具——這是一個良性循環，至少對於所有認同他們的人來説是如此。
資料來源：虎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