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集權統治下的思想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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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白宮以「歐威爾式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抨擊中國要求美國航空公司不得將台灣列為「國家」的行為。「歐威爾式」衍生自作家喬治歐威爾，已是極權主義代名詞。

這個詞源於已故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涵義出自他1949年所出版、描繪未來世界反烏托邦極權國家的知名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紐約時報」曾指出，從現代作家姓氏所衍生的形容詞當中，Orwellian最被廣泛使用，中文翻譯為「歐威爾式」或「歐威爾風格」。

引用歐威爾主義（英語：Orwellism），形容詞為歐威爾式（英語：Orwellian），是以英國左翼作家、社會評論家喬治·歐威爾所描述的破壞自由開放社會的社會福祉的做法。指現代專制政權藉由嚴厲執行政治宣傳、監視、故意提供虛假資料、否認事實（雙重思想）和操縱過去（包括製造「非人」，意指把一個人過去的存在從公共記錄和記憶中消除）的政策以控制社會。

歐威爾對這些做法的描述主要見於一些諷刺寓言小說，特別是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1949年初版）。《一九八四》描述了這樣的世界觀：在一極權統治的國家，當權者監控人民、對人民施以思想控制、藉口消滅異己，以及編篡事實與歷史等。不過，對雙言巧語的批判則不限於小說，也見於其他作品形式，例如雜文集《政治與英語》。

「一九八四」背景設定在1984年的超級強國「大洋國」（Oceania），國家被處處設限的「黨」（Party）所控制，「黨」則由象徵領袖「老大哥」（Big Brother）帶領。這個國家沒有法律，只有一個規定，就是人民的行為和思想都必須絕對服從。


“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現在，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未來。”電影的開場引用了書中的一句“語錄”。Michael Radford在1984年似乎很準時的把這部預言小說搬上大銀幕。故事的主人公出場的時候伴著一陣陣讓人難受的咳嗽，也許導演在紀念George Orwell這位死於肺結核天才的預言家。Orwell在1948年寫完這部小說之後，世界上又發生了無數與《1984》中的描述完全吻合的事件，如果他能活著看到這個愚蠢，荒謬又脆弱的世界是怎樣被操縱和蹂躪，不知道他改為自己的預言感到高興還是悲哀。由於歷史上東西方的對峙，Orwell的作品經常被視為反蘇和反共的代名詞，因而在蘇聯、東歐、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封殺。《一九八四》直到1985年才有簡體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為「內部讀物」，只允許特定人群購買閱讀。

在《1984》描述的國家中，所有人都歸黨管束，而最高領導人“老大哥”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老大哥無所不能，永遠正確。老大哥的肖像遍布在城市的每個角落，任何一個領域都在老大哥的關懷之中。看到這些，我覺得這個場面簡直親切的有些殘忍。中國的老大哥也曾被印在畫上或者製作成鋁像章或者雕像遍布全中國的每個有人的角落。最後因為沒鋁製作飛機了才停止了鋁像章的製作。 《1984》中的一切科學和文化成果都是來自老大哥的智慧的領導，即使沒有直接的關係，也是受到老大哥思想的啟發。


人民對老大哥有著極度的個人崇拜，人們喊著口號或者用同樣的手勢表達著對老大哥的敬意。導演讓演員穿上了統一的藍色的衣服，這應該是向蘇聯致敬。筆者想如果演員穿上綠色的衣服某國的觀眾會更覺得親切。那些統一的集體化的手勢曾出現在《意志的勝利》（1935年，表現出對納粹主義的擁護以及大量展示納粹標誌的宣傳片）中，出現在任何一部文革紀錄電影中，出現在無休止的閱兵中。無數無知的小孩一起高舉著少先隊隊禮對著一塊紅布宣誓。老大哥並不會因為人民的愛戴而變得更加和藹，而是更加理性的行使自己的權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更統一。 “電幕”在城市中到處都有，它可以隨時下達指示，也可以隨時監視人們的吃喝拉撒，甚至起床和做操。人們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認為是反對社會進步言論。Michel Foucault曾經指出一個“圓形監獄”的模型，它的空間特徵是圓環狀的監獄大樓加上高聳於圓心處的中央監視塔，大樓內的每一間監獄均在中央監視塔的監控範圍內。無論是前來巡視的高官，還是普通的小獄卒，只要置身於監視塔內，就由於空間上的等級劃分，獲得了對每個犯人的絕對控制權。集權者似乎都深知控制權和支配權與空間結構之間的關係。


當然，最重的罪行還是思想罪。電影中和Winston Smith關在一個牢房的思想犯，在被抓到後終於知道了原來自己一直是個社會的叛徒，告密者是自己的小女兒。對下一代的精神操控和洗腦是任何集權者都不能忽略的事情，希特拉這麼做過，東條英機這麼做過，紅衛兵也是這樣的犧牲品，還有今天的無數從小學到大學乃至博士一直熟讀馬列毛的人。即使一個人知道哲學不該這樣獨裁，經歷瞭如此多的教育熏陶後也不一定能保全其頭腦清醒。老大哥教育小孩子們要愛黨，要先進。先進的表現就是監視父母，揭發父母，大義滅親。陳凱歌導演在回憶童年的時候總是忘記不了這樣一個場景，他的爸爸被批鬥的時候，少年陳凱歌竟然也推了父親一把。成年後的陳凱歌一直為此後悔，或許《霸王別姬》中段小樓與程蝶衣互相揭發那一段是導演對過去的再現或者懺悔。


Michel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中還引用了這樣一個例子，1656年巴黎建立“總醫院”，以對癲狂病人、理智失常者實行大禁閉，但是連平民也被不分青紅皂白地關押起來。因為從“理性”的角度看來，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正是這種理性的權力運作，使得權力者與“非權力”階級交鋒顯得沒有必要，它們之間不需要真正的對抗或者衝突，“理性”本身已經不戰而勝。老大哥用列數字的方式不斷的向國民宣傳自己統治下的國家的進步，每一項工農業指標都在進步，經濟不斷的掀起新高潮，人們的生活似乎也在進步。小說或者電影中的這一段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幾乎得到了最完美的真實再現。當然，即使喬治歐威爾的想像力再豐富也不如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中國媒體。 《1984》中巧克力的進步是以“克”為單位，而中國在1958年說稻子畝產量可以達到十幾萬斤，並說明了科學根據。


有些話當然要禁止說，書當然更不能隨便寫，但是只是禁止還不徹底，學者們要把一些不利的詞彙消滅，於是，字典越來越薄，剩下的全是好話。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性”也是與理性相悖的，性本能使得男女雙方在做愛的時候只顧及自己的快樂，而忘記了黨的教誨，而且黨也沒辦法控制，於是老大哥號召禁性。當Winston Smith和Julia赤裸擁抱的時候，秘密警察猛的衝進屋子，一個警察朝Julia的肚子狠狠的打了一拳，這個鏡頭讓筆者心寒。權力的氾濫和洗腦政治的熏陶使人喪失了人性，變成被他人控制的“理性”機器，也只有機器是最理性的。在老大哥的號召下，廣大根正苗紅的女國民開始宣誓禁性，並以此為驕傲。性生活的缺失則會造成更歇斯底里的“理性”，人們有了無窮的精力去戰爭、批鬥、或者領袖崇拜。王小波老師的小說《黃金時代》，王二和陳清揚在那樣一個舉國無意識的環境也正是通過性保全了自己的人性。


故事的結局是Winston Smith和Julia互相供出了對方的反動事件，Winston Smith最後對著老大哥的畫像說了“我愛你”。他最終還是不敢說出“2+2=4”。導演用Winston Smith凝視鏡頭的定格畫面結束了這部電影，這個巧妙的鏡頭似乎預示了一種時間上的無限。

其實“革命”與“主義”這些詞語都是政治性與主觀性很強的詞語，往往被利用作為煽動的工具，但又很快成為過眼雲煙。筆者還是相當贊成胡適當年的主張，少談些主義，多研究實際問題。至於革命，何謂革命？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解釋，只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革命永遠是個褒義詞。在筆者看來，革命必須是符合人類發展要求的巨變，否則無論政客們如何巧言令色地大談革命，必然被捲進歷史的垃圾堆，毫無例外。


**圖片及影片採自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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