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主之作》─ 真實、自由、自我
藝術或許就是不同形式的自傳。
比如《Zima Blue》中那位藝術家Zima，在宇宙星雲與廣袤天地間探索過藝術與表達的邊界，最終在一池藍色中分解成最初的那個小小的清潔機器人，回歸最純粹的自身真理。
《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Never Look Away》），也同樣講述了一個藝術家探索與成長的故事。用三個小時跨越三十年，從納粹德國，到二戰後的東德西德，從潦草的鉛筆裸體畫像，紅白色的政治標語，色彩濃烈的社會現實主義壁畫，最終回到帆布上模糊的業餘家庭照片。
"任何真實的事物，都是美麗的"。遮蔽視線的手挪開的一瞬間，那種模糊又清晰的失焦感，就是直視真實的意義。
電影的開場設定在德勒斯登的墮落藝術展覽上，Elizabeth帶著小外甥Kurt參觀這些被第三帝國斥為“無用，瘋狂，放縱”的現代藝術，電影裏那位趾高氣昂的官僚指著康丁斯基的抽象畫作得出了諸如此類的結論：“這些高價畫作是對稅收資源的浪費”，荒謬的是，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本人就曾是現代藝術的超級擁躉。
墮落藝術展（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是納粹德國對藝術界展開清洗的前奏，真實發生地在慕尼黑（電影裏改成德累斯頓），之後蔓延到其他城市。這裏說的“藝術界”，並非全部藝術，希特拉痛恨的是現代的抽象派藝術，對古典藝術則倍加推崇，後來納粹招牌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一系列宣揚德意志帝國氣魄的電影就深得希特拉審美精髓，充滿了古典雕塑的莊嚴美，在《意志的勝利》中，你很難不被它所流露出的磅礴、軒昂、國家集體主義所煽動，尤其在那個意識形態搖擺不定的年代，大眾極容易淪為政治號令的傀儡。
人對不了解的東西始終是心存恐懼的，當事物的發展走向超出你的有限認知，逃避是首選項；如果你手握權力，一切又都不一樣了，個人意志被賦權後，擁有了對國家意志的主導權。這裏引出了一重悖論，既然藝術被評定為“無用和墮落”，為何要花這麽大的精力去剿滅？如果它是軟弱的，那一個自視強大的政權應該沒有理由去害怕會被顛覆吧？除非，權力機構深知，藝術擁有改變世界觀的力量，這也是導演在映後Q&A所表達的。這種矛盾構成了政治最虛偽也是最具欺騙性的面相。
另一方面，這種清洗與希特拉所篤定的“優生學”一脈相承，電影中Kurt的岳父（曾是納粹德國的婦產科醫生，為那些被定義為生理心理殘疾的女性做絕育手術）終其一生都受這種思想毒害，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希特拉斷章取義尼采的超人學說，認為唯有純凈雅利安人的血統（racial purity），才能造就一個沒有弱者的德意志。同理，藝術上的那些impurity，也是應該被清理的。
這決定了《無主之作》和政治背景是無法割裂開的，電影追隨男主軌跡，分為三個時空：納粹德國、東德、西德。但電影最美妙之處，恰是渺小人類試圖擺脫政治外力所做的努力。盡管在一個被剝奪光明和幻想的世界，無論是Kurt和Ellie的迷人愛情，還是Elizabeth流血敲出的C大調，都是徹頭徹尾的“非理性行為”，所謂被加繆定義為悲劇的特質。愈濃烈，就愈突顯人世的荒誕，愈不和諧，就愈反襯出社會的秩序井然。《無主之作》在歌頌“墮落”的同時，也唱響了自由的樂章。
童年時期的Kurt目睹了姨媽Elizabeth被強行送進瘋人院，在這位偶爾發瘋的長輩身上，得以尋覓到一絲被稱為“人性光輝”的東西，這是納粹陰霾下人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虛弱象征。電影曾給出Elizabeth的臉部特寫，那雙如地中海般蔚藍的眼睛很多年後我們仍將看到，那時Elizabeth已成為帝國遺傳學的犧牲品，她的外甥Kurt則長大成人，繼承了這抹藍色，在數度聚焦於Kurt的眼部特寫中，產生了奇妙的時光回溯感，是某種心有靈犀的對望，藝術，剝奪了時間對記憶的宰制，淡化了壓迫造成的創傷，帶著觀眾蹣跚回到Kurt和Elizabeth坐巴士回家的那天下午，殘酷和美好並存的時刻。
戰爭和死亡無疑是種負擔，少年Kurt卻以蓬勃而充滿生命力的姿態出場，那句“我發現真理了！”透露出孩童的頑皮和無邪，也和戰爭德國的廢墟狀態格格不入。一開始他在印刷工廠工作，很快因為天賦異稟考上了藝術學院，學習寫實主義繪畫，這在東德是主流，大家似乎默默接受了這種不容置疑的趨勢。戰後蘇聯和美國迅速劃分勢力範圍，造成了德意志分裂的局面，人被歷史大潮推著向前走。在東德，太享受藝術似乎成了一件很布爾喬亞的事，務實地為政治服務，成了它唯一的使命。絕望的不是誰來當政，是你發現，無論誰話事，藝術都逃不過淪為附庸的命運。你以為這個政權倒下了，人民就會重獲自由，但不過是換個囚籠呆著，做著另一種形式的困獸之鬥。一顆螺絲釘的悲哀，在於它全部的價值肯定都來自他人，這個“他人”可以是A，也可能哪天就變成了B、C、D。所以螺絲釘可以被輕易取代，就像Kurt為博物館畫的“勞動者萬歲”的壁畫，很快就被抹掉換上新的代表政府意志的畫作。
Kurt之後逃離東德並成功進入西德藝術學校學習。在西德，展現的又是另一番景象，這裏有太多的“ich”（德語：我），“你的問題就是有太多的ich，ich，ich”，東德藝術學院院長的警戒言猶在耳，彼時Kurt本想退掉壁畫的工作，最終還是妥協了；而此時此地，擁抱自我反倒成了被鼓勵的，藝術學校裏的那些怪咖，有用馬鈴薯搞創作的，有狂割紙的，還有往自己身上潑黑白油漆的，他們無所畏懼突破著藝術的傳統邊界，掀起一場接一場的自我革命。始終相信，藝術是需要管道來表達的，不管你對藝術做何種價值判斷，雖然這種“創作自由”有時候讓人過於註重形式是否夠創新，忽略了最本質的藝術核心，Kurt也曾被這個陷阱迷惑過。
在探索的道路上，Kurt終於明白，藝術的創作並非炫技，也不是停留在表象的不知所雲，它首先要是真誠的，與生命息息相關。記憶裏模糊卻又清晰的姨媽Elizabeth，孕育新生命的愛妻Ellie，納粹兇手，響應國家號召的戰鬥機...那些黑白照片，是連接Kurt年輕生命過去和現在的bridge，也成了他的創作“繆斯”。覆刻舊照片，用繪畫的形式呈現，這些畫作被做了模糊處理，色彩單一，初看似乎只是複製，全無技巧可言。但穿透那層畫布，確是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拋棄對形式的過度追求，繪畫還剩下什麽？被問到畫中那些人都是誰，Kurt以“不認識的人”做回應。對歷史，人是健忘的，時光長河裏那些不具名的人事物，轉瞬即逝的悲歡離合，最終都變成一個個冰冷的數字來論證戰爭波及的範圍，死亡人頭、勢力對比。數據幫助我們厘清錯綜複雜的事實本末，但面對龐大的真相，終究還是霧裏看花，情緒的部分，感性壓倒理性，則交由藝術，飄渺的迷惘和悲傷，總是能在藝術中找到慰藉。Kurt的畫作有一種樸素的力量，就像畢加索扭曲的被幾何切割的人像、康丁斯基難以捉摸的點線面組合，在五花八門的形式下，都訴說著同一個單字：ich。
《無主之作》的劇本借鑒了德國畫家Gerhard Richter的經歷，這也是電影把背景地設定在德勒斯登（Richter故鄉）的原因之一。導演曾和Richter共度數周，電影最終也“利用”了Richter的那段創傷（use the trauma of his life），但或許正是靠得太近，87歲的他至今都未看過電影成品。無論如何，這都印證了一點，即藝術創作是需要養分的，無論是來自外界，還是來自內在，藝術的夢幻部分還是需要一個根基作支撐。
《無主之作》不是那種使用前衛鏡頭語言的電影，敘事也是中規中矩，甚至是配樂也有泛濫之嫌。但跟強大的情感共鳴比起來，這些都是個人口味問題，並沒有到喧賓奪主那麽嚴重。對藝術的自由追求，總是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干擾，只因它傷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然後被冠冕堂皇地貼上“anti-something”的標簽。
就如導演說的，今天我們可能已經習慣了《五十度灰》或是超級英雄的電影，不是說這些電影不好，電影一開始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精神享受，只是感官上的滿足容易造成思想倦怠和麻痹，時間久了我們也就認可了某些既成現狀，懶得改變。所以《無主之作》是勇敢的，導演也是勇敢的，籌資和宣發是這類電影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尤其是在如今電影院都被荷李活大片佔據的當下。驅使導演去拍《無主之作》的是責任，上一代人經歷了什麽，必須有人說出來，而不是用一個“I‘m guilty”或“I’m not guilty”敷衍了事。
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失去、不斷爭取自由的歷史。自由太脆弱了，我們所享有的，珍貴而易逝。
**圖片及影片採自於網絡**
比如《Zima Blue》中那位藝術家Zima，在宇宙星雲與廣袤天地間探索過藝術與表達的邊界，最終在一池藍色中分解成最初的那個小小的清潔機器人，回歸最純粹的自身真理。
《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Never Look Away》），也同樣講述了一個藝術家探索與成長的故事。用三個小時跨越三十年，從納粹德國，到二戰後的東德西德，從潦草的鉛筆裸體畫像，紅白色的政治標語，色彩濃烈的社會現實主義壁畫，最終回到帆布上模糊的業餘家庭照片。
"任何真實的事物，都是美麗的"。遮蔽視線的手挪開的一瞬間，那種模糊又清晰的失焦感，就是直視真實的意義。
電影的開場設定在德勒斯登的墮落藝術展覽上，Elizabeth帶著小外甥Kurt參觀這些被第三帝國斥為“無用，瘋狂，放縱”的現代藝術，電影裏那位趾高氣昂的官僚指著康丁斯基的抽象畫作得出了諸如此類的結論：“這些高價畫作是對稅收資源的浪費”，荒謬的是，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本人就曾是現代藝術的超級擁躉。
墮落藝術展（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是納粹德國對藝術界展開清洗的前奏，真實發生地在慕尼黑（電影裏改成德累斯頓），之後蔓延到其他城市。這裏說的“藝術界”，並非全部藝術，希特拉痛恨的是現代的抽象派藝術，對古典藝術則倍加推崇，後來納粹招牌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一系列宣揚德意志帝國氣魄的電影就深得希特拉審美精髓，充滿了古典雕塑的莊嚴美，在《意志的勝利》中，你很難不被它所流露出的磅礴、軒昂、國家集體主義所煽動，尤其在那個意識形態搖擺不定的年代，大眾極容易淪為政治號令的傀儡。
人對不了解的東西始終是心存恐懼的，當事物的發展走向超出你的有限認知，逃避是首選項；如果你手握權力，一切又都不一樣了，個人意志被賦權後，擁有了對國家意志的主導權。這裏引出了一重悖論，既然藝術被評定為“無用和墮落”，為何要花這麽大的精力去剿滅？如果它是軟弱的，那一個自視強大的政權應該沒有理由去害怕會被顛覆吧？除非，權力機構深知，藝術擁有改變世界觀的力量，這也是導演在映後Q&A所表達的。這種矛盾構成了政治最虛偽也是最具欺騙性的面相。
另一方面，這種清洗與希特拉所篤定的“優生學”一脈相承，電影中Kurt的岳父（曾是納粹德國的婦產科醫生，為那些被定義為生理心理殘疾的女性做絕育手術）終其一生都受這種思想毒害，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希特拉斷章取義尼采的超人學說，認為唯有純凈雅利安人的血統（racial purity），才能造就一個沒有弱者的德意志。同理，藝術上的那些impurity，也是應該被清理的。
這決定了《無主之作》和政治背景是無法割裂開的，電影追隨男主軌跡，分為三個時空：納粹德國、東德、西德。但電影最美妙之處，恰是渺小人類試圖擺脫政治外力所做的努力。盡管在一個被剝奪光明和幻想的世界，無論是Kurt和Ellie的迷人愛情，還是Elizabeth流血敲出的C大調，都是徹頭徹尾的“非理性行為”，所謂被加繆定義為悲劇的特質。愈濃烈，就愈突顯人世的荒誕，愈不和諧，就愈反襯出社會的秩序井然。《無主之作》在歌頌“墮落”的同時，也唱響了自由的樂章。
童年時期的Kurt目睹了姨媽Elizabeth被強行送進瘋人院，在這位偶爾發瘋的長輩身上，得以尋覓到一絲被稱為“人性光輝”的東西，這是納粹陰霾下人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虛弱象征。電影曾給出Elizabeth的臉部特寫，那雙如地中海般蔚藍的眼睛很多年後我們仍將看到，那時Elizabeth已成為帝國遺傳學的犧牲品，她的外甥Kurt則長大成人，繼承了這抹藍色，在數度聚焦於Kurt的眼部特寫中，產生了奇妙的時光回溯感，是某種心有靈犀的對望，藝術，剝奪了時間對記憶的宰制，淡化了壓迫造成的創傷，帶著觀眾蹣跚回到Kurt和Elizabeth坐巴士回家的那天下午，殘酷和美好並存的時刻。
戰爭和死亡無疑是種負擔，少年Kurt卻以蓬勃而充滿生命力的姿態出場，那句“我發現真理了！”透露出孩童的頑皮和無邪，也和戰爭德國的廢墟狀態格格不入。一開始他在印刷工廠工作，很快因為天賦異稟考上了藝術學院，學習寫實主義繪畫，這在東德是主流，大家似乎默默接受了這種不容置疑的趨勢。戰後蘇聯和美國迅速劃分勢力範圍，造成了德意志分裂的局面，人被歷史大潮推著向前走。在東德，太享受藝術似乎成了一件很布爾喬亞的事，務實地為政治服務，成了它唯一的使命。絕望的不是誰來當政，是你發現，無論誰話事，藝術都逃不過淪為附庸的命運。你以為這個政權倒下了，人民就會重獲自由，但不過是換個囚籠呆著，做著另一種形式的困獸之鬥。一顆螺絲釘的悲哀，在於它全部的價值肯定都來自他人，這個“他人”可以是A，也可能哪天就變成了B、C、D。所以螺絲釘可以被輕易取代，就像Kurt為博物館畫的“勞動者萬歲”的壁畫，很快就被抹掉換上新的代表政府意志的畫作。
Kurt之後逃離東德並成功進入西德藝術學校學習。在西德，展現的又是另一番景象，這裏有太多的“ich”（德語：我），“你的問題就是有太多的ich，ich，ich”，東德藝術學院院長的警戒言猶在耳，彼時Kurt本想退掉壁畫的工作，最終還是妥協了；而此時此地，擁抱自我反倒成了被鼓勵的，藝術學校裏的那些怪咖，有用馬鈴薯搞創作的，有狂割紙的，還有往自己身上潑黑白油漆的，他們無所畏懼突破著藝術的傳統邊界，掀起一場接一場的自我革命。始終相信，藝術是需要管道來表達的，不管你對藝術做何種價值判斷，雖然這種“創作自由”有時候讓人過於註重形式是否夠創新，忽略了最本質的藝術核心，Kurt也曾被這個陷阱迷惑過。
在探索的道路上，Kurt終於明白，藝術的創作並非炫技，也不是停留在表象的不知所雲，它首先要是真誠的，與生命息息相關。記憶裏模糊卻又清晰的姨媽Elizabeth，孕育新生命的愛妻Ellie，納粹兇手，響應國家號召的戰鬥機...那些黑白照片，是連接Kurt年輕生命過去和現在的bridge，也成了他的創作“繆斯”。覆刻舊照片，用繪畫的形式呈現，這些畫作被做了模糊處理，色彩單一，初看似乎只是複製，全無技巧可言。但穿透那層畫布，確是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拋棄對形式的過度追求，繪畫還剩下什麽？被問到畫中那些人都是誰，Kurt以“不認識的人”做回應。對歷史，人是健忘的，時光長河裏那些不具名的人事物，轉瞬即逝的悲歡離合，最終都變成一個個冰冷的數字來論證戰爭波及的範圍，死亡人頭、勢力對比。數據幫助我們厘清錯綜複雜的事實本末，但面對龐大的真相，終究還是霧裏看花，情緒的部分，感性壓倒理性，則交由藝術，飄渺的迷惘和悲傷，總是能在藝術中找到慰藉。Kurt的畫作有一種樸素的力量，就像畢加索扭曲的被幾何切割的人像、康丁斯基難以捉摸的點線面組合，在五花八門的形式下，都訴說著同一個單字：ich。
《無主之作》的劇本借鑒了德國畫家Gerhard Richter的經歷，這也是電影把背景地設定在德勒斯登（Richter故鄉）的原因之一。導演曾和Richter共度數周，電影最終也“利用”了Richter的那段創傷（use the trauma of his life），但或許正是靠得太近，87歲的他至今都未看過電影成品。無論如何，這都印證了一點，即藝術創作是需要養分的，無論是來自外界，還是來自內在，藝術的夢幻部分還是需要一個根基作支撐。
《無主之作》不是那種使用前衛鏡頭語言的電影，敘事也是中規中矩，甚至是配樂也有泛濫之嫌。但跟強大的情感共鳴比起來，這些都是個人口味問題，並沒有到喧賓奪主那麽嚴重。對藝術的自由追求，總是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干擾，只因它傷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然後被冠冕堂皇地貼上“anti-something”的標簽。
就如導演說的，今天我們可能已經習慣了《五十度灰》或是超級英雄的電影，不是說這些電影不好，電影一開始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精神享受，只是感官上的滿足容易造成思想倦怠和麻痹，時間久了我們也就認可了某些既成現狀，懶得改變。所以《無主之作》是勇敢的，導演也是勇敢的，籌資和宣發是這類電影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尤其是在如今電影院都被荷李活大片佔據的當下。驅使導演去拍《無主之作》的是責任，上一代人經歷了什麽，必須有人說出來，而不是用一個“I‘m guilty”或“I’m not guilty”敷衍了事。
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失去、不斷爭取自由的歷史。自由太脆弱了，我們所享有的，珍貴而易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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