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 Дау》─人性之惡
歐洲三大電影節（康城、柏林、威尼斯）不比奧斯卡，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電影實在太太太太太小眾了；不過今年不同以往。適逢70週年的柏林電影節，真真不一般。因為本世紀最令人稱奇的電影，耗時10年後，在柏林亮相了——《DAU（列夫·朗道）》
2005年，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遇到了個故事，聽過之後，總是念念不忘。故事的主人公叫列夫·朗道（Lev Landau，片名‘DAU’取自其名字後三個字母）。前蘇聯物理學家，被稱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全能的物理學家」。他公開質疑愛因斯坦、讓諾貝爾委員會破例為他頒獎、親歷「大清洗」‧‧‧
這般傳奇的經歷震住了伊利亞，他著了魔般，一定要拍出這個天才的一生。後來拍攝中，伊利亞發現通過列夫·朗道的故事，可以折射出1938年-1968年蘇聯社會的種種弊病；於是項目越做越大，一部傳記片變成了一部系列電影。伊利亞根據得到的700個小時的影像資料，剪輯成了14部系列電影。今年放出的就是第12部《Natasha》和第13部《DEGENERATION》。
電影柏林展出後，爭論就沒停下來過；有人給它打出超高分數，有人唾棄說它只配負分。到底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引起影迷們如此撕裂的爭議？由於評委分歧太大，《DAU》最終只獲得了最佳藝術貢獻（攝影）獎。
不久前，製片公司宣佈將在官網（https://www.dau.movie/en/）放出影片資源。無法踏足柏林的影迷們終於有了機會，可以一窺真容。在經過了近8個小時的觀影後（《Natasha》145分鐘，《DEGENERATION （DEGENERATION）》355分鐘），筆者久久不能平復心情。
真心奉勸一句，沒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不要隨便嘗試；因為看到最後，你不知道是他們瘋了，還是自己瘋了‧‧‧
真·地獄
2006年，伊利亞和自己的製作團隊在烏克蘭東北部的卡爾可夫1:1搭建了一個蘇維埃時期的小鎮，開始了一項史無前例的電影項目——再現1938年-1968年蘇聯時代。12000平方米的小鎮裡，一花一草，一桌一椅全部按照舊蘇聯時代進行設計，甚至連馬桶都是定制的。因為伊利亞要求馬桶沖水的聲音都要跟老式馬桶一樣。
製作團隊花費了2年時間進行準備，包括面試了35萬群演，製作了4萬套服裝，招募而來的人憑真實的身份入住小鎮；他們有的是科學家、藝術家，有的是新納粹分子，甚至罪犯。
通過面試的人在簽過保密協議之後，獲准進入小鎮，所有人在小鎮真實生活了2年多，他們隔絕與外界的交流，成為“蘇聯公民”，基本上都會被賦予和DAU之外一樣的身份——清潔工仍是清潔工、服務員仍是服務員、學者仍是學者，甚至罪犯、黨員、巫師、納粹。 他們工作、生活、發展友誼、墜入愛河、誕下新生兒、接受前蘇聯的製度管轄，經歷1938-1968年前蘇聯的變化——項目雖只持續三年，但DAU內部也有自己的“時間”。只不過，伊利亞給小鎮設立了嚴格的規定，所有人必須穿那個時期的衣服，說那個時期的話，一旦有人觸犯，伊利亞就會暴跳如雷。雖然小鎮並非集中營式的封閉場所，演員們完成每天的拍攝任務後，可以回到真實的家中。可漸漸地，有人在那娶妻生子，有人為了那撇家捨業。
蘇維埃的幽魂讓那裡的每個人都忘記了現實世界——就像，小鎮是真實的，小鎮之外才是虛幻的。「演員們」要做的就是純粹地生活，而伊利亞要做的就是忠實地記錄；小鎮裡95%的拍攝是沒有劇本的，完全靠「演員們」自由發揮。所以，《Natasha》和《DEGENERATION》的故事中，每一個情節都真真切切地發生了。
《Natasha》講的是機構餐廳裡，一位年老色衰的服務員Natasha空虛的生活。
《DEGENERATION》講了一群少年參與了一項名為「超級人類」的人體實驗。
兩個故事本身故事性不強，但其營造的沉悶氛圍已經把觀眾吸入其中，而這股魔幻的力量恰是來源於真實感。在《Natasha》的那場灌酒戲裡，兩個女人的廝打對罵帶出了Natasha虛無與疲憊；她恐懼青春不再，更惡毒地想摧毀另一個年輕女人；那一刻，你讀懂了一個中年女人的所有壓抑。
《DEGENERATION》中，一群年輕人在車燈前亂舞，放肆地大笑，誇張的地扭動身體；那一刻，蓬勃的青春在你身體裡一起跳動著。因為真實，所以被觸動，被感動；原始的情緒讓你全身每一個毛孔都張開，讓你每一寸皮膚都在顫抖；但當演員們無限接近真實時，隨之而來的真實暴力也磨礪著每個人的神經。
《Natasha》後半部分，Natasha因與外國科學家盧克一夜情，被KGB抓去拷問。刑訊過程中，審訊員突如其來的耳光、粗暴地撕扯衣服，每一個動作在折磨著Natasha的同時，也在折磨著我們。
《DEGENERATION》結尾，因「超級人類」計劃而瘋狂的孩子們逐漸變得如鬣狗般貪婪、暴戾，他們瘋狂的大清洗、當著所有人的面割下一個豬頭‧‧‧伴隨著豬崽淒厲的嘶鳴聲，我們也感受到了病態屠殺的恐怖。是的，這些情節也同樣真實發生了；真實的強姦、殺戮、毆打。當為了無限接近真實而模糊道德的邊界，放縱暴力時，電影不再會讓人感受到共情，只有不寒而慄的恐懼。
不可否認，電影為了表達蓬勃的真實情緒，會在戲前做大量的功課。比如，開拍《紅高粱》前，鞏俐去山東農村體驗了兩個月的生活。《金陵十三釵》對演員們進行了長達兩年的培訓，學習聲樂、禮儀；這是精益求精地從生活中汲取，從歷史中沈澱。
可當電影為了真實性，刻意地再現，偏執地模仿，那一切會走向怎樣的失控？甚至看著暴力以表演為名而肆無忌憚地去傷害欺辱他人時，我們不禁令人陷入沈思：《DAU》到底是一個系列電影，還是一場以電影為名的社會運動？
假·電影
如果拋開獵奇的背景，筆者認為《DAU》本身並非是部優秀的電影；相反，還有些平庸。沒有考究的構圖，沒有複雜的走位；甚至為了追求真實感，鏡頭總是單調地晃動，剪輯也過分凌亂；更別提表演了。或者說，《DAU》並不存在表演一說。
要知道，演員的演技正是一部電影最有魅力的地方；演員的感染力與戲劇的張力發生碰撞時，就會產生令人難忘的表演；而《DAU》卻把演技卻讓渡給了真實感；為了過份的真實，《DAU》裡的素人們用真實的生理反應充當演技。為了激發「演員們」的情緒，導演安排大量縱酒的戲碼，以此換取電影的高潮迭起；於是乎，觀眾體會不到表演的美感；只會在平淡的鏡頭裡昏昏欲睡，在暴力的場面下生理不適。
另一方面，在《DAU》高度真實的極權環境下，「演員們」完全沈溺其中；那當暴力發生時，他們是否能感知到自己受到不合理的傷害呢？導演雖然解釋，「演員們隨時有叫停的權利。」可「演員們」早已入魔，對現實和虛構的概念產生混亂。
Natasha的扮演者後來就曾說道：「95%的時間屬於自己，拍攝之後不需要回到真實的自己，有些時候很可怕，有些時候很受傷，有些時候很有趣，有些時候很憤怒。」「演員們」早已深受環境影響，很難從中掙脫出來；甚至避免受傷，他們選擇自我說服；有人甚至已不再信任真實的世界，而是渴望回歸《DAU》小鎮。
從外到內的洗腦就是如此；先是外在的強制性規定，再到自我的修正認同；一步步，將一個人徹底馴化；《DAU》裡的一切好似不再單純是表演，而演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精神控制。與此同時，伊利亞的自大也在「DAU小鎮」被無限放大；他對規則的控制欲，對權利的貪婪度已經到了難以自知的地步。
「我控制的只是規則。如果規則錯誤，我可以改變規則。但我不能打破規則。」一套自說自話的邏輯下，是他令人感到窒息的傲慢。他會在面試的時候，直白地追問女性面試者：「你是怎麼破處的？」、「你有沒有朋友是婊子？」等等，衝擊性的話震撼姑娘的每一根神經。後來，她沒有被錄取。
在DAU內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繹Lev Landau生平最後30年機構內部的歷史和社會變遷；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時又都盡可能真實地生活著。 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這就像一份真實可見的、活著的檔案記錄。Lev Landau由首席指揮兼劇團藝術總監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羅斯演員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親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實的母親；這也是電影中少數幾位的專業演員。
導演伊利亞
他會在記者採訪問他是否對Natasha在電影中承受的暴力感到後悔時，果斷地答道：「我不在乎，她是一個妓女。」
與伊利亞共事的工作人員，曾痛苦地抱怨：「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像他的僕人，每個人都把他當作王子。如果他說外面在下雨，那就絕對在下雨。」
不知不覺中，伊利亞已然成了一個暴君，一個極權者。那《DAU》的出現到底有什麼意義？這一切甚至讓人懷疑，《DAU》的初衷真的是在反思極權嗎？還是說伊利亞只想大膽試驗，培養人性之惡？其實，不需他證明，歷史上血淋淋的例子早已向世人說明瞭所有：不要妄圖站在神位，去駕馭人性。那些試圖操控人性的社會實驗最終都會無法收場，或以某種方式反噬自我。
比如，「第三浪潮實驗」，3天，讓納粹主義以燎原之勢復辟。
「斯坦福監獄實驗」，5天，讓人們完全忘記理性。
而「DAU」呢？三年。它將會帶給參與這場實驗的人怎樣的傷害？我們難以想象。人人都形容《DAU》是一場「史達林式的楚門秀」；但楚門還有機會觸摸到世界的邊界，有逃脫、覺醒的慾望。
而《DAU》最可怕的是什麼？是楚門們再也尋不到世界的邊界，是楚門們甘願犧牲，而放棄清醒。
誠然，電影本身確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掘。電影才誕生多少年？不過100多年。我們需要包容最新潮的藝術，允許有更開放的形式出現；但拓寬藝術的天花板，不等於無限拉低藝術的底線；這是每位電影人心中應該握住的一把戒尺。
柏林電影節後，記者採訪伊利亞，問到以後的打算。亢奮的伊利亞向記者描摹了一個更瘋狂的計劃：他想未來建造一個5000人規模的實驗城市，據此拍攝電影。
現在已經不滿足於小鎮了，要發展成一座城市。之後呢？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世界？
伊利亞膨脹的野心讓他終究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可他有這個能力關上嗎？他對陳舊體制斯德哥爾摩式的緬懷，會影響多少人，他心中有一個清醒的概念嗎？而這些問題背後的一切，他又真的可以承受嗎？
**圖片及影片採自於網絡**
2005年，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遇到了個故事，聽過之後，總是念念不忘。故事的主人公叫列夫·朗道（Lev Landau，片名‘DAU’取自其名字後三個字母）。前蘇聯物理學家，被稱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全能的物理學家」。他公開質疑愛因斯坦、讓諾貝爾委員會破例為他頒獎、親歷「大清洗」‧‧‧
這般傳奇的經歷震住了伊利亞，他著了魔般，一定要拍出這個天才的一生。後來拍攝中，伊利亞發現通過列夫·朗道的故事，可以折射出1938年-1968年蘇聯社會的種種弊病；於是項目越做越大，一部傳記片變成了一部系列電影。伊利亞根據得到的700個小時的影像資料，剪輯成了14部系列電影。今年放出的就是第12部《Natasha》和第13部《DEGENERATION》。
電影柏林展出後，爭論就沒停下來過；有人給它打出超高分數，有人唾棄說它只配負分。到底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引起影迷們如此撕裂的爭議？由於評委分歧太大，《DAU》最終只獲得了最佳藝術貢獻（攝影）獎。
不久前，製片公司宣佈將在官網（https://www.dau.movie/en/）放出影片資源。無法踏足柏林的影迷們終於有了機會，可以一窺真容。在經過了近8個小時的觀影後（《Natasha》145分鐘，《DEGENERATION （DEGENERATION）》355分鐘），筆者久久不能平復心情。
真心奉勸一句，沒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不要隨便嘗試；因為看到最後，你不知道是他們瘋了，還是自己瘋了‧‧‧
真·地獄
2006年，伊利亞和自己的製作團隊在烏克蘭東北部的卡爾可夫1:1搭建了一個蘇維埃時期的小鎮，開始了一項史無前例的電影項目——再現1938年-1968年蘇聯時代。12000平方米的小鎮裡，一花一草，一桌一椅全部按照舊蘇聯時代進行設計，甚至連馬桶都是定制的。因為伊利亞要求馬桶沖水的聲音都要跟老式馬桶一樣。
製作團隊花費了2年時間進行準備，包括面試了35萬群演，製作了4萬套服裝，招募而來的人憑真實的身份入住小鎮；他們有的是科學家、藝術家，有的是新納粹分子，甚至罪犯。
通過面試的人在簽過保密協議之後，獲准進入小鎮，所有人在小鎮真實生活了2年多，他們隔絕與外界的交流，成為“蘇聯公民”，基本上都會被賦予和DAU之外一樣的身份——清潔工仍是清潔工、服務員仍是服務員、學者仍是學者，甚至罪犯、黨員、巫師、納粹。 他們工作、生活、發展友誼、墜入愛河、誕下新生兒、接受前蘇聯的製度管轄，經歷1938-1968年前蘇聯的變化——項目雖只持續三年，但DAU內部也有自己的“時間”。只不過，伊利亞給小鎮設立了嚴格的規定，所有人必須穿那個時期的衣服，說那個時期的話，一旦有人觸犯，伊利亞就會暴跳如雷。雖然小鎮並非集中營式的封閉場所，演員們完成每天的拍攝任務後，可以回到真實的家中。可漸漸地，有人在那娶妻生子，有人為了那撇家捨業。
蘇維埃的幽魂讓那裡的每個人都忘記了現實世界——就像，小鎮是真實的，小鎮之外才是虛幻的。「演員們」要做的就是純粹地生活，而伊利亞要做的就是忠實地記錄；小鎮裡95%的拍攝是沒有劇本的，完全靠「演員們」自由發揮。所以，《Natasha》和《DEGENERATION》的故事中，每一個情節都真真切切地發生了。
《Natasha》講的是機構餐廳裡，一位年老色衰的服務員Natasha空虛的生活。
《DEGENERATION》講了一群少年參與了一項名為「超級人類」的人體實驗。
兩個故事本身故事性不強，但其營造的沉悶氛圍已經把觀眾吸入其中，而這股魔幻的力量恰是來源於真實感。在《Natasha》的那場灌酒戲裡，兩個女人的廝打對罵帶出了Natasha虛無與疲憊；她恐懼青春不再，更惡毒地想摧毀另一個年輕女人；那一刻，你讀懂了一個中年女人的所有壓抑。
《DEGENERATION》中，一群年輕人在車燈前亂舞，放肆地大笑，誇張的地扭動身體；那一刻，蓬勃的青春在你身體裡一起跳動著。因為真實，所以被觸動，被感動；原始的情緒讓你全身每一個毛孔都張開，讓你每一寸皮膚都在顫抖；但當演員們無限接近真實時，隨之而來的真實暴力也磨礪著每個人的神經。
《Natasha》後半部分，Natasha因與外國科學家盧克一夜情，被KGB抓去拷問。刑訊過程中，審訊員突如其來的耳光、粗暴地撕扯衣服，每一個動作在折磨著Natasha的同時，也在折磨著我們。
《DEGENERATION》結尾，因「超級人類」計劃而瘋狂的孩子們逐漸變得如鬣狗般貪婪、暴戾，他們瘋狂的大清洗、當著所有人的面割下一個豬頭‧‧‧伴隨著豬崽淒厲的嘶鳴聲，我們也感受到了病態屠殺的恐怖。是的，這些情節也同樣真實發生了；真實的強姦、殺戮、毆打。當為了無限接近真實而模糊道德的邊界，放縱暴力時，電影不再會讓人感受到共情，只有不寒而慄的恐懼。
不可否認，電影為了表達蓬勃的真實情緒，會在戲前做大量的功課。比如，開拍《紅高粱》前，鞏俐去山東農村體驗了兩個月的生活。《金陵十三釵》對演員們進行了長達兩年的培訓，學習聲樂、禮儀；這是精益求精地從生活中汲取，從歷史中沈澱。
可當電影為了真實性，刻意地再現，偏執地模仿，那一切會走向怎樣的失控？甚至看著暴力以表演為名而肆無忌憚地去傷害欺辱他人時，我們不禁令人陷入沈思：《DAU》到底是一個系列電影，還是一場以電影為名的社會運動？
假·電影
如果拋開獵奇的背景，筆者認為《DAU》本身並非是部優秀的電影；相反，還有些平庸。沒有考究的構圖，沒有複雜的走位；甚至為了追求真實感，鏡頭總是單調地晃動，剪輯也過分凌亂；更別提表演了。或者說，《DAU》並不存在表演一說。
要知道，演員的演技正是一部電影最有魅力的地方；演員的感染力與戲劇的張力發生碰撞時，就會產生令人難忘的表演；而《DAU》卻把演技卻讓渡給了真實感；為了過份的真實，《DAU》裡的素人們用真實的生理反應充當演技。為了激發「演員們」的情緒，導演安排大量縱酒的戲碼，以此換取電影的高潮迭起；於是乎，觀眾體會不到表演的美感；只會在平淡的鏡頭裡昏昏欲睡，在暴力的場面下生理不適。
另一方面，在《DAU》高度真實的極權環境下，「演員們」完全沈溺其中；那當暴力發生時，他們是否能感知到自己受到不合理的傷害呢？導演雖然解釋，「演員們隨時有叫停的權利。」可「演員們」早已入魔，對現實和虛構的概念產生混亂。
Natasha的扮演者後來就曾說道：「95%的時間屬於自己，拍攝之後不需要回到真實的自己，有些時候很可怕，有些時候很受傷，有些時候很有趣，有些時候很憤怒。」「演員們」早已深受環境影響，很難從中掙脫出來；甚至避免受傷，他們選擇自我說服；有人甚至已不再信任真實的世界，而是渴望回歸《DAU》小鎮。
從外到內的洗腦就是如此；先是外在的強制性規定，再到自我的修正認同；一步步，將一個人徹底馴化；《DAU》裡的一切好似不再單純是表演，而演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精神控制。與此同時，伊利亞的自大也在「DAU小鎮」被無限放大；他對規則的控制欲，對權利的貪婪度已經到了難以自知的地步。
「我控制的只是規則。如果規則錯誤，我可以改變規則。但我不能打破規則。」一套自說自話的邏輯下，是他令人感到窒息的傲慢。他會在面試的時候，直白地追問女性面試者：「你是怎麼破處的？」、「你有沒有朋友是婊子？」等等，衝擊性的話震撼姑娘的每一根神經。後來，她沒有被錄取。
在DAU內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繹Lev Landau生平最後30年機構內部的歷史和社會變遷；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時又都盡可能真實地生活著。 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這就像一份真實可見的、活著的檔案記錄。Lev Landau由首席指揮兼劇團藝術總監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羅斯演員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親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實的母親；這也是電影中少數幾位的專業演員。
導演伊利亞
他會在記者採訪問他是否對Natasha在電影中承受的暴力感到後悔時，果斷地答道：「我不在乎，她是一個妓女。」
與伊利亞共事的工作人員，曾痛苦地抱怨：「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像他的僕人，每個人都把他當作王子。如果他說外面在下雨，那就絕對在下雨。」
不知不覺中，伊利亞已然成了一個暴君，一個極權者。那《DAU》的出現到底有什麼意義？這一切甚至讓人懷疑，《DAU》的初衷真的是在反思極權嗎？還是說伊利亞只想大膽試驗，培養人性之惡？其實，不需他證明，歷史上血淋淋的例子早已向世人說明瞭所有：不要妄圖站在神位，去駕馭人性。那些試圖操控人性的社會實驗最終都會無法收場，或以某種方式反噬自我。
比如，「第三浪潮實驗」，3天，讓納粹主義以燎原之勢復辟。
「斯坦福監獄實驗」，5天，讓人們完全忘記理性。
而「DAU」呢？三年。它將會帶給參與這場實驗的人怎樣的傷害？我們難以想象。人人都形容《DAU》是一場「史達林式的楚門秀」；但楚門還有機會觸摸到世界的邊界，有逃脫、覺醒的慾望。
而《DAU》最可怕的是什麼？是楚門們再也尋不到世界的邊界，是楚門們甘願犧牲，而放棄清醒。
誠然，電影本身確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掘。電影才誕生多少年？不過100多年。我們需要包容最新潮的藝術，允許有更開放的形式出現；但拓寬藝術的天花板，不等於無限拉低藝術的底線；這是每位電影人心中應該握住的一把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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