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電影完場後觀眾去洗手間，我有點刻意地掀起電影後門的黑布，讓很多個持着拐杖的老人家，慢慢穿過。早場電影的觀眾，佔了大部分是老人家，我聽見有些人差不多全場都在抽泣，看見有的人在離場時雙眼通紅。其實《白日之下》並不是賣慘的劇情片，是一套從記者角度，寫實地呈現社會境況，有點像記錄片，也有一點，像一個延長版的專題報道。我覺得一套家傳戶曉的好電影，所能帶出的訊息，比起一篇震撼人心的偵查報道，更重要更有用。
(以下劇透，請留意觀看)


記者不能改變世界，記者只能記載及透過文字和影像，刻劃及呈現這個世界的眾生相。電影對我而言就是熟識得有點難過，我不是一個理想的記者，有很多人都在問我，為何同事都陸續離開和轉職了，為何我仍然存在。我的答案，有點像《男兒當入樽》的流川楓，大概是因為近，或者純粹是懶。電影裡的凌曉琪，也真的頗有記者功架，也許如今在某些報社裡，仍然會有這種追求真相而鍥而不捨的熱血記者。十年後還有沒有？其實不用說太遠，三年吧，我想三年後基本上不會再有，即便是有，功能上也不一樣了。

電影場景集中在一間院舍，夾雜了老人家，以及智障院友。在常人眼中，他們是不幸的一群，我們無法感受那種不幸，我們常常站在道德高地批判，記者放蛇發現院友被虐待，希望將這些畫面透過報道呈現出來，讓公眾警醒，讓薪高糧準的高官知道。然而，他們都知道，高官知道，社會大眾也知道。朱柏謙飾演的採主說了一句，沒有證據而寫上懷疑的報道，也不能出街。其實影像就是證據，是有人視而不見。長者被推到天台用水喉沖身的一幕很震撼，當時明報的記者贏得漂亮掌聲，也令社署撤銷那院舍的豁免書，改變了一點，雖然微不足道，但總好過無動於衷。
電影刻劃了通伯與凌曉琪的假爺孫情，從一個智慧老人的角度，去感受那種被社會，甚至自己家人遺棄的無奈及憤慨。我聽見在場看電影的長者觀眾，有人不停抽泣和拭淚，他們當然受到那份情感感染，而更重要的是，電影帶出的訊息，是很多人很努力想去改變世界，但現實卻是這個世界無法被改變，至少在安老及資源分配上，香港的弱勢長者及智障人士，都會被標籤成社會以至家人的包袱。明仔死後他媽媽在燒衣時也反問凌曉琪，她是不是一個仆街。

記者並不偉大，也不是聖人，甚至有人以為做了震撼社會的獨家頭版報道，就會在身上多了一個光環。那並不真實，若然有人覺得是這樣的話，我只能說一聲「加油」。凌曉琪這角色和身份，正正是專題記者的寫照。我的名字偶爾也會出現在頭版報道的角落裡，但這不代表我能夠透過文字及報道去改變世界，正如她一樣，以為報道揭露了院長的陰暗，行家都爭相追尾，成為同事之間的英雄。到最後，社署下令撤銷院長的資格，79名院友需即時搬走。凌曉琪在雨下走過那熟識的場景，得到的不是感激與關懷，而是八婆與仆街。

不過，通伯最後的那句話極好，不要為了做了一件好事而難過，因為記者追求的是善良與公義，而善良是人性，公義的確要彰顯。一個記者的力量太卑微，即使一個A1頭條的報道，也無法撼動社會的既定契約，資助院舍宿位不足是存在已久的事實，每年都有數以千計長者等到死也輪候不到宿位。在位者知道，能夠改變這事實的當權者和高官也知道，但能夠真正去推動和改變的原因，不為人知。至少我認為，不停的A1頭條報道，也是微不足道。
誠然，一篇報道的接觸面，最多也只有數萬至數十萬的點擊或觀看，在現今社會資訊爆炸的氛圍下，新聞報道的力量，愈來愈無力。而一套將社會議題加入情感元素去用心呈現畫面及社會訴求的好電影，可以更強而有力的，為這班社會弱勢發聲。而電影上映後，不奢望會令這社會立時改變，只是冀盼看過電影的人，無論是長者家人，或是智障人士家人，抑或現職的護理人士，多一點同理心，多一點關心及認同，雖然工作辛苦，現實也無奈，但弱勢人士的生命，其實也不由得他們選擇。我相信，愈多人看過電影，就愈多人明白電影背後的苦心。

我相信，電影不是召喚有熱血的人做記者，作為今年第10個年頭當專題記者的我，也不會游說一個滿腔熱血的傻瓜入行去追求真相。只是，我覺得現任或者曾經的記者也好，一定要去細心欣賞這套用心的電影，也希望帶同家人，轉告朋友，讓電影成為一個熱話，成為一場不只在香港上映的好電影，才能把香港這種扭曲的社會現象，呈現世界，讓世界去評價，讓世界去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