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獲勝時，我是德國人，當我們輸波時，我就是個移民」——種族歧視下奧斯爾作為德國成功移民例子的破滅（聲明第三部分）
奧斯爾昨日斷斷續續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三份聲明，看到最後才發現他退出國家隊的決定。令人心寒是，從他的聲明中你會看到，他退隊原因無關表現，而是出局後他在社交媒體上的hashtag #SayNotoRacism ——德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從德國足總主席到德國其他名人，將他們對移民的政治想像與偏激想法加諸在他這位世界盃功臣身上。
欲了解事況及起因可點擊：政治不正確下注定背鍋的奧斯爾——德土紛爭如何影響德國足球
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請參考：德媒誤會會面詳情了？奧斯爾終回應與土耳其總統合照一事在聲明第三部分，他提到在與埃爾多安總統合影後，路維曾讓奧斯爾縮短假期到柏林，發表一份聯合聲明，以結束流言，澄清事實。但事情卻走向錯誤發展方向，奧斯爾將矛頭指向德國足協及主席格連迪（Reinhard Grindel）。「當我試圖向格連迪解釋有關我的文化傳統、祖先和照片背後的意義時，他更感興趣的是談論他個人的政治觀點，並貶低我的想法。他表現出傲慢的態度，我們一致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專注於足球和即將到來的世界盃。正因如此，我沒有參加世界盃備戰期間的德國足協傳媒開放日。我知道記者們在討論政治而非足球，他們只會攻擊我。儘管在與沙特阿拉伯比賽前，比亞荷夫（Oliver Bierhoff）在勒沃庫森（Leverkusen）所做的電視採訪被認為是整個問題的焦點（筆者猜測是指當時比亞荷夫肯定他會在決賽週上場，但其後又轉變立場說不應該派他上場，最後推卸媒體誤解一事）。」
在這段期間，奧斯爾亦曾與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見面，卻加劇他與主席關係惡化。「他不像格連迪，施泰因邁爾總統很專業，他真的對我所說的家庭、文化傳統以及我所做出的決定很感興趣。我記得這次會面是在我、伊爾凱（Ilkay Gundogan的名字）和施泰因邁爾總統之間進行。格連迪對此感到沮喪，他沒被允許闡述個人政治理念。我同意施泰因邁爾總統的意見，我們將針對此事發表一份聯合聲明，這是另一次嘗試，希望將事情專注於足球上。但格連迪很不高興，因為第一份聲明不是他的團隊發佈的，施泰因邁爾總統的媒體辦公室在這件事上起了帶頭作用，這令他很惱火。」
更甚是，德國媒體將世界盃失利的原因集中批判奧斯爾，原來也是主席帶頭推動的，而奧斯爾對此不意外。「自世界盃結束，格連迪因他比賽開始前所做的決定而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是理所當然的。最近他公開表示，我應該再次為我的行為作出解釋，並把球隊在俄羅斯的糟糕表現歸咎於我，儘管他在柏林告訴我一切已經結束了。現在我這樣說不是為了格連迪，而是我自己希望講的：我再也不會因為他的無能和不稱職而成為替罪羊。我知道在合影後，他便想讓我離開國家隊。他沒有好好考慮也沒做過咨詢，就在推特上公開他的觀點，但路維和比亞荷夫站在我這一邊，支持我。」
他對主席感到失望，但「我對你的舉動並不感到驚訝。2004年的時候，你還是德國國會議員時，你聲稱『多元文化主義在現實中就是一個神話（myth），一個持續終生的謊話』。你曾投票反對雙重國籍立法，反對懲罰賄賂，同時還說，在德國許多城市中伊斯蘭文化已經根深蒂固。這都是不可原諒、不可忘懷的」。
在公開德國足總內部矛盾細節後，奧斯爾開始寫下他沉重的心情。在經歷兩個月來鋪天蓋地的攻擊與種族歧視後，他說：「在格連迪和他的支持者眼中，當我們贏的時候，我就是德國人；而當我們輸的時候，我就是個移民」。
圖為他得到銀月桂葉獎，默克爾與時任總統Christian Wullf頒發。
身為德國人，奧斯爾其實可說是對得起德國。事實上作為第三代移民，奧斯爾一直到父親一代才得到德國公民身份。他出生在多移民的東德，家中卻並未如根度簡一樣領有土耳其國籍，事實上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德國青訓的出身，讓他從沒考慮過答應成為土耳其國家隊一員。這同樣也是他父親的期望。2007年奧斯爾在U19歐國盃上第一次為德國出戰前，他父親道出了融入德國社會的希望：「我的思維方式和我這代人不一樣，所以很多土耳其人叫我『叛徒』。但我們想促進兩個民族間的融合」，所以他決定讓兒子披上德國球衣，而非如2002年他的土耳其裔前輩一樣，加入土耳其隊並為之奪得世界盃季軍。
然而即使奧斯爾從未在效忠對象上猶豫，也「向德國納稅、向德國學校捐贈，並在2014年與德國隊一起贏得世界盃」，他與他的家庭仍然未被社會接受。更甚是儘管他於2010年獲得象徵成功融入德國社會的斑比獎（Bambi Award），「2014年得到德國聯邦共和國的銀月桂葉獎（Silver Laurel Leaf），2015年更成為德國足球大使」，加上他公益與足球上的表現，也讓他屢屢以德國公民之名，揚威國際，得過多個獎項，但社會的反應，讓他開始質疑自己：「很明顯，我不是德國人……？我不符合做德國人的標準嗎？
我的朋友普度斯基（Lukas Podolski）和高路斯（Miroslav Klose）從來沒有被稱為德籍波蘭人，那為什麼我是德籍土耳其人呢？就因為是土耳其嗎？就因為我是穆斯林嗎？我認為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議題，我被視為德籍土耳其人，就已經將那些有來自非單一國家成員家庭的人，和其他人區分了出來。我生於德國受教育於德國，為什麼人們不接受我是德國人呢？」
而他屢屢承受德國右派偏激與種族歧視。不只球迷，更有名人。在與瑞典一賽後，有現場德國球迷以德語大鬧他：「奧斯爾，fu*k off you Turkish sh*t. 滾回去土耳其豬。 」（原文：Özil, verpiss dich du scheiß Türkensau. Türkenschwein hau ab'. ）甚至他和他的家人在社交媒體上收到憎恨訊息、威脅電話和惡意評論。亦有身居高位的名人落井下石，攻擊他的種族。「格連迪的觀點在其他地方也能見到，我被一位德國政治人物Bernd Holzhauer稱為goatfu*ker（種族歧視用語，針對穆斯林），因為我和埃爾多安總統的合照以及我的土耳其背景。此外，Werner Steer（德國劇院主席）叫我「滾去安納托利亞」（原文：Piss off to Anatonia，土耳其一個擁有眾多移民居住的地方）。
他更直言那些人視合照為表達個人「舊日隱藏的種族主義傾向」，指控他們「因我祖先血統而批評或粗暴對待我是跨越了一條不光彩的界線，而把歧視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些不懂尊重的人應當引咎辭職」。因為「這對社會是很危險的」，「代表著過去的德國，一個不懷抱新文化的德國，一個我不為之自豪的德國」，並相信「許多擁抱開放社會並為此自豪的德國人都會同意我的觀點」。
於是基於「從德國足協和許多其他人那裡所得到的待遇，讓我不再想穿德國國家隊的球衣」。他自覺自己不再受歡迎，而且認為「自2009年的國家隊首秀以來，我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被人遺忘了」（作為粉絲，筆者極度認同他這一點）。所以經過再三考慮，又有鑒於近期發生的一切，「我將不再在國家隊層面代表德國出戰，我有一種受到種族歧視和不尊重的感覺」。
他同時希望「種族歧視背景出身的人不應在世界上最大的足球聯盟工作」，因為足球界有很多來自雙重文化家庭的球員，而「會種族歧視的人並不能反映出他們代表的球員有的觀點」。
「過去我穿上德國隊球衣的時候，常會感到驕傲和興奮，但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作出這個決定非常困難，因為我總為隊友、教練團隊和德國的好人們付出一切。但當德國足協的高級官員們這樣對待我的時候，他們不尊重我的土耳其血統，自私地將我變作政治宣傳品，一切已經夠了。我踢足球不是出於這個原因，我不會坐回去，什麼也不做。種族主義應絕對、永遠不被接受。」
足球始終是成也團隊敗也團隊，如果出局要有人承擔，那必須是整個團隊。假如連共同進退也做不到，當球隊獲得榮譽時，又談何資格共享榮耀。尤其，當攻擊集中在個人，而且是個人的背景、種族、宗教、家庭，而非場上表現，更加是「士可忍不可辱」，令人難以忍受。
奧斯爾作為土生土長、德國青訓出身的成功標誌，跌到被質疑德國人身份的難堪境地，非他一人的問題。德國媒體近年對非拜仁與「外族」血裔球員愈來愈嚴厲，足球界風氣亦難免受分裂的政治派別影響，新聞多有爭議。如果硬要將奧斯爾與政治拉上關係，得到過斑比獎與常得到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青睞的他，從來在德國都是最佳移民後代的象徵之一。亦因此，在難民分歧擴大、右派冒起的形勢下，不可避免地成為德國政治層面中左右派拉鋸的犧牲品。假如德國社會可能已無法自拔地陷入左右之爭，遷怒於奧斯爾這個功臣，並想藉機宣傳政治觀點，陷他於不義之地，那麼退隊也是一個明智而合理的決定。
作為球迷，難掩心疼可惜，更感激在這艱難時刻站在一起的隊友（尤其好兄弟Reus）、路維和其他支持奧斯爾的人。更想提及的是，在這特別艱難的時刻，他仍然不忘初心，繼續在不同國際性平台從事慈善活動捐獻，證明他實在是一個有愛心亦不自私的人。
德籍猶太裔的愛因斯坦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說話。「如果我的相對論被證明是正確的，德國就會宣稱我是德國人，法國則會宣稱我是世界的公民。如果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法國就會說我是德國人，而德國則會宣稱我是猶太人」（原文：If my theory of relativity is proven correct, Germany will claim me as a German and France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Should my theory prove untrue, France will say that I am a German and Germany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Jew.）。但因為相對論已被證實，因此即使是他站到納粹德國的敵人一方，德國也猶豫是否應完全斷絕與他的關係。所以愛因斯坦寧願當世界公民，因為他覺得國家主義「好比人類的痲疹，是一種幼稚病」（原文：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disease. It is the measles of mankind.）。在這件事上，或許我們也可以參考愛因斯坦的看法。
2009到2018這9年，92次出場，87次正選。在23個入球，28次助攻中不乏「救國」級的助力。當選過5次德國足球先生，在2009年U21歐洲國家盃冠軍、2010年世界盃季軍、2014年世界盃冠軍、2017年聯合會盃冠軍均表現出色，為隊中主力。這樣的成績，可說是無愧德國。作為最佳移民象徵的神話破滅，會否成為預告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融入政策」邁向失敗的例子之一，我們無從知曉，但德國足總的處理方式和社會分裂對德國足球的影響，不可謂不令人憂心。
第三篇原文：
欲了解事況及起因可點擊：政治不正確下注定背鍋的奧斯爾——德土紛爭如何影響德國足球
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請參考：德媒誤會會面詳情了？奧斯爾終回應與土耳其總統合照一事在聲明第三部分，他提到在與埃爾多安總統合影後，路維曾讓奧斯爾縮短假期到柏林，發表一份聯合聲明，以結束流言，澄清事實。但事情卻走向錯誤發展方向，奧斯爾將矛頭指向德國足協及主席格連迪（Reinhard Grindel）。「當我試圖向格連迪解釋有關我的文化傳統、祖先和照片背後的意義時，他更感興趣的是談論他個人的政治觀點，並貶低我的想法。他表現出傲慢的態度，我們一致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專注於足球和即將到來的世界盃。正因如此，我沒有參加世界盃備戰期間的德國足協傳媒開放日。我知道記者們在討論政治而非足球，他們只會攻擊我。儘管在與沙特阿拉伯比賽前，比亞荷夫（Oliver Bierhoff）在勒沃庫森（Leverkusen）所做的電視採訪被認為是整個問題的焦點（筆者猜測是指當時比亞荷夫肯定他會在決賽週上場，但其後又轉變立場說不應該派他上場，最後推卸媒體誤解一事）。」
在這段期間，奧斯爾亦曾與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見面，卻加劇他與主席關係惡化。「他不像格連迪，施泰因邁爾總統很專業，他真的對我所說的家庭、文化傳統以及我所做出的決定很感興趣。我記得這次會面是在我、伊爾凱（Ilkay Gundogan的名字）和施泰因邁爾總統之間進行。格連迪對此感到沮喪，他沒被允許闡述個人政治理念。我同意施泰因邁爾總統的意見，我們將針對此事發表一份聯合聲明，這是另一次嘗試，希望將事情專注於足球上。但格連迪很不高興，因為第一份聲明不是他的團隊發佈的，施泰因邁爾總統的媒體辦公室在這件事上起了帶頭作用，這令他很惱火。」
更甚是，德國媒體將世界盃失利的原因集中批判奧斯爾，原來也是主席帶頭推動的，而奧斯爾對此不意外。「自世界盃結束，格連迪因他比賽開始前所做的決定而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是理所當然的。最近他公開表示，我應該再次為我的行為作出解釋，並把球隊在俄羅斯的糟糕表現歸咎於我，儘管他在柏林告訴我一切已經結束了。現在我這樣說不是為了格連迪，而是我自己希望講的：我再也不會因為他的無能和不稱職而成為替罪羊。我知道在合影後，他便想讓我離開國家隊。他沒有好好考慮也沒做過咨詢，就在推特上公開他的觀點，但路維和比亞荷夫站在我這一邊，支持我。」
他對主席感到失望，但「我對你的舉動並不感到驚訝。2004年的時候，你還是德國國會議員時，你聲稱『多元文化主義在現實中就是一個神話（myth），一個持續終生的謊話』。你曾投票反對雙重國籍立法，反對懲罰賄賂，同時還說，在德國許多城市中伊斯蘭文化已經根深蒂固。這都是不可原諒、不可忘懷的」。
在公開德國足總內部矛盾細節後，奧斯爾開始寫下他沉重的心情。在經歷兩個月來鋪天蓋地的攻擊與種族歧視後，他說：「在格連迪和他的支持者眼中，當我們贏的時候，我就是德國人；而當我們輸的時候，我就是個移民」。
圖為他得到銀月桂葉獎，默克爾與時任總統Christian Wullf頒發。
身為德國人，奧斯爾其實可說是對得起德國。事實上作為第三代移民，奧斯爾一直到父親一代才得到德國公民身份。他出生在多移民的東德，家中卻並未如根度簡一樣領有土耳其國籍，事實上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德國青訓的出身，讓他從沒考慮過答應成為土耳其國家隊一員。這同樣也是他父親的期望。2007年奧斯爾在U19歐國盃上第一次為德國出戰前，他父親道出了融入德國社會的希望：「我的思維方式和我這代人不一樣，所以很多土耳其人叫我『叛徒』。但我們想促進兩個民族間的融合」，所以他決定讓兒子披上德國球衣，而非如2002年他的土耳其裔前輩一樣，加入土耳其隊並為之奪得世界盃季軍。
然而即使奧斯爾從未在效忠對象上猶豫，也「向德國納稅、向德國學校捐贈，並在2014年與德國隊一起贏得世界盃」，他與他的家庭仍然未被社會接受。更甚是儘管他於2010年獲得象徵成功融入德國社會的斑比獎（Bambi Award），「2014年得到德國聯邦共和國的銀月桂葉獎（Silver Laurel Leaf），2015年更成為德國足球大使」，加上他公益與足球上的表現，也讓他屢屢以德國公民之名，揚威國際，得過多個獎項，但社會的反應，讓他開始質疑自己：「很明顯，我不是德國人……？我不符合做德國人的標準嗎？
我的朋友普度斯基（Lukas Podolski）和高路斯（Miroslav Klose）從來沒有被稱為德籍波蘭人，那為什麼我是德籍土耳其人呢？就因為是土耳其嗎？就因為我是穆斯林嗎？我認為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議題，我被視為德籍土耳其人，就已經將那些有來自非單一國家成員家庭的人，和其他人區分了出來。我生於德國受教育於德國，為什麼人們不接受我是德國人呢？」
而他屢屢承受德國右派偏激與種族歧視。不只球迷，更有名人。在與瑞典一賽後，有現場德國球迷以德語大鬧他：「奧斯爾，fu*k off you Turkish sh*t. 滾回去土耳其豬。 」（原文：Özil, verpiss dich du scheiß Türkensau. Türkenschwein hau ab'. ）甚至他和他的家人在社交媒體上收到憎恨訊息、威脅電話和惡意評論。亦有身居高位的名人落井下石，攻擊他的種族。「格連迪的觀點在其他地方也能見到，我被一位德國政治人物Bernd Holzhauer稱為goatfu*ker（種族歧視用語，針對穆斯林），因為我和埃爾多安總統的合照以及我的土耳其背景。此外，Werner Steer（德國劇院主席）叫我「滾去安納托利亞」（原文：Piss off to Anatonia，土耳其一個擁有眾多移民居住的地方）。
他更直言那些人視合照為表達個人「舊日隱藏的種族主義傾向」，指控他們「因我祖先血統而批評或粗暴對待我是跨越了一條不光彩的界線，而把歧視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些不懂尊重的人應當引咎辭職」。因為「這對社會是很危險的」，「代表著過去的德國，一個不懷抱新文化的德國，一個我不為之自豪的德國」，並相信「許多擁抱開放社會並為此自豪的德國人都會同意我的觀點」。
於是基於「從德國足協和許多其他人那裡所得到的待遇，讓我不再想穿德國國家隊的球衣」。他自覺自己不再受歡迎，而且認為「自2009年的國家隊首秀以來，我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被人遺忘了」（作為粉絲，筆者極度認同他這一點）。所以經過再三考慮，又有鑒於近期發生的一切，「我將不再在國家隊層面代表德國出戰，我有一種受到種族歧視和不尊重的感覺」。
他同時希望「種族歧視背景出身的人不應在世界上最大的足球聯盟工作」，因為足球界有很多來自雙重文化家庭的球員，而「會種族歧視的人並不能反映出他們代表的球員有的觀點」。
「過去我穿上德國隊球衣的時候，常會感到驕傲和興奮，但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作出這個決定非常困難，因為我總為隊友、教練團隊和德國的好人們付出一切。但當德國足協的高級官員們這樣對待我的時候，他們不尊重我的土耳其血統，自私地將我變作政治宣傳品，一切已經夠了。我踢足球不是出於這個原因，我不會坐回去，什麼也不做。種族主義應絕對、永遠不被接受。」
足球始終是成也團隊敗也團隊，如果出局要有人承擔，那必須是整個團隊。假如連共同進退也做不到，當球隊獲得榮譽時，又談何資格共享榮耀。尤其，當攻擊集中在個人，而且是個人的背景、種族、宗教、家庭，而非場上表現，更加是「士可忍不可辱」，令人難以忍受。
奧斯爾作為土生土長、德國青訓出身的成功標誌，跌到被質疑德國人身份的難堪境地，非他一人的問題。德國媒體近年對非拜仁與「外族」血裔球員愈來愈嚴厲，足球界風氣亦難免受分裂的政治派別影響，新聞多有爭議。如果硬要將奧斯爾與政治拉上關係，得到過斑比獎與常得到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青睞的他，從來在德國都是最佳移民後代的象徵之一。亦因此，在難民分歧擴大、右派冒起的形勢下，不可避免地成為德國政治層面中左右派拉鋸的犧牲品。假如德國社會可能已無法自拔地陷入左右之爭，遷怒於奧斯爾這個功臣，並想藉機宣傳政治觀點，陷他於不義之地，那麼退隊也是一個明智而合理的決定。
作為球迷，難掩心疼可惜，更感激在這艱難時刻站在一起的隊友（尤其好兄弟Reus）、路維和其他支持奧斯爾的人。更想提及的是，在這特別艱難的時刻，他仍然不忘初心，繼續在不同國際性平台從事慈善活動捐獻，證明他實在是一個有愛心亦不自私的人。
德籍猶太裔的愛因斯坦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說話。「如果我的相對論被證明是正確的，德國就會宣稱我是德國人，法國則會宣稱我是世界的公民。如果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法國就會說我是德國人，而德國則會宣稱我是猶太人」（原文：If my theory of relativity is proven correct, Germany will claim me as a German and France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Should my theory prove untrue, France will say that I am a German and Germany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Jew.）。但因為相對論已被證實，因此即使是他站到納粹德國的敵人一方，德國也猶豫是否應完全斷絕與他的關係。所以愛因斯坦寧願當世界公民，因為他覺得國家主義「好比人類的痲疹，是一種幼稚病」（原文：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disease. It is the measles of mankind.）。在這件事上，或許我們也可以參考愛因斯坦的看法。
2009到2018這9年，92次出場，87次正選。在23個入球，28次助攻中不乏「救國」級的助力。當選過5次德國足球先生，在2009年U21歐洲國家盃冠軍、2010年世界盃季軍、2014年世界盃冠軍、2017年聯合會盃冠軍均表現出色，為隊中主力。這樣的成績，可說是無愧德國。作為最佳移民象徵的神話破滅，會否成為預告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融入政策」邁向失敗的例子之一，我們無從知曉，但德國足總的處理方式和社會分裂對德國足球的影響，不可謂不令人憂心。
第三篇原文：